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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和实践价值取向上走入了非生态化的误区,这是导致生态危机加剧的首要思想根源。其误区不仅有着来自世界观、认识论等方面错误观念的影响,而且有着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非生态化影响,这包括在价值取向上经济利益最大化、消费享乐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观念的影响,以及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上的错误影响。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非生态化影响,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经济发展观;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生态文明
当代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首先当归之于传统经济模式下种种非生态化的经济决策和行为,而思想根源则要归结为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决策取向上走入了非生态化的误区。其误区不仅有着来自世界观、认识论等方面的错误观念及其影响,而且有着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影响。从价值哲学上看,这种影响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价值取向上的非生态化影响,二是妨碍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正确的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非生态化影响,对于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来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在价值取向上的非生态化影响
按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属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1],其中的“物”就是指金钱、资本、财富、土地、机器设备等物质利益因素。实际上,对物质利益的高度追求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为突出的特点。经济利益最大化、无情竞争、消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观念,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也都鲜明体现着这一特点,它们作为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核心范畴直接在决策的价值取向上发挥作用,引导经济发展走向非生态化的误区。这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经济利益最大化可说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生俱来的基本宗旨和原则,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流行最广泛的一种意识形态因素。与其紧密相伴的还有自由竞争原则,因为奉行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结果,必然要允许和鼓励利益主体之间进行激烈、无情的市场竞争。单纯以获取最大利润和竞争制胜为目标,使得资本主义的商家们对自然和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了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凡事围绕利益需要来决定取舍,对环境和资源问题也同样如此。在这种工具理性看来,对自然赋予的免费资源不加以最大限度的掠夺和利用才是愚蠢。如此极端功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必然要导致人与自然的对抗以及对抗程度的加剧。事实上,正是在利益最大化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引导下,传统经济模式在20世纪最终演变为一种“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一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利益最大化原则还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决策,导致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狭隘发展观,以及把GDP增长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惟一测试标准的GDP政绩观,盛行于世,并影响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
当然,导致在经济发展上唯利主义盛行的原因,也涉及到人们普遍未能认识到地球生态承载力的有限性等因素,但应认识到这些因素对于利益主体的决策的影响仍是有限的,对于那些奉行“赚钱第一”的利益主体来说,唯利是图、无情竞争的价值取向才是第一位的抉择。事实上,即使是在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现时代,资本主义国家仍不时出现企业出于赢利和竞争的需要仍然昧着良心向环境排放高污染物的事件,如1953-1956年发生在日本熊本县水俣镇的水俣病事件就是一例。1956年,日本氮肥厂医院已经发现水俣病病因与工厂排出的含汞废水有关,但厂方却责令厂医院严加保密并拒绝承认事实,当地政府也基于利益考量而极力反对公开事实真相,直到1968年氮肥厂才停止排放废水,12年时间里致使水俣病在当地不断蔓延,受害人数多达上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可以说,缺乏生态伦理规范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以及竞争原则,因其往往不考虑企业以外的人和社会的利益,不考虑子孙后代、其他生命以及自然界的利益,因而是不公正的[2],不仅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而且还会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
(二)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加剧了生态危机
随着20世纪初福特流水线生产模式的广泛应用,加上借助大众传媒、分期付款等营销手段的种种创新,消费社会逐渐在美国兴起,特别是自凯恩斯提出消费刺激生产”的理论以来,西方国家纷纷奉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法宝,使得二战后消费社会在西方普遍兴起,消费主义以及作为其伴侣的享乐主义已取代传统消费观而成为普遍流行的主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有力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然而,从生态文明角度看,消费享乐主义引导消费大众进行超前消费、奢侈消费、一次性消费等,使经济模式演变为一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它鼓励人们去追求与真实需要无关的时尚、地位、身份等符号价值,追求工业社会创造出来的从外部强加给个人身上的许多虚假的需要,如“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3],直接将国民消费欲求引向物质主义的歧途,造成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浪费,使得消费社会中“浪费式消费已变成一种日常义务”[4];而且它也导致大量污染性垃圾的产生和排放,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同时,它还造成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等文明异化现象,导致人们的精神需要日益贫乏和空虚,如美国学者指出的:“由于被消费主义所蒙蔽,我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5]。
可以说,作为经济主导价值观的消费享乐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不利于环保、资源节约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物本主义消费观,反映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人们不择手段追求最大利润的贪欲。而且,过度偏向于超前消费,缺乏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毕竟是畸形的,难免无穷的后患。如美国在2008年秋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虽直接起因于华尔街少数金融商的贪婪造假行为,但究其深层原因,美国长期实行的超前高消费、低储蓄和高借贷的畸形经济发展方式难脱干系。从科学发展观来看,惟有绿色、适度、均衡、可持续、有节制、崇尚精神追求的消费,才最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人的全面发展的共赢,但这一点在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未免是一种永难企及的奢望。
(三)西方中心主义破坏了人类在环保和资源利用上的公平和公正
随着20世纪后期互联网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但作为全球化运动领导者的西方强国,却从决策到行动都将维护和发展西方强国经济利益为中心作为其经济决策的价值导向,即奉行西方中心主义。这导致在全球化经济上出现种种与可持续发展要求相背离的不公正现象,诸如:在全球化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上不能合理考量发展中国家利益,片面维护西方强国利益;倚仗其资本和科技上的优势,扩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公正地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利用反倾销政策抵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等等。
西方中心主义实质上是利益最大化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观念在经济全球化运动上的体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物本主义倾向及其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也存在于经济全球化之中,这突出表现为西方强国在环保上的不负责任、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的不公正,以及设法把本国的生态危机转嫁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仅拿温室气体来说,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却一直拒绝签署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普遍存在着富国消费过度、穷国消费不足的现象,据统计:占世界不足1/5的发达国家消费了地球资源的2/3,制造了4/5的垃圾和污染物,仅占世界人口6%的美国人就消耗了地球资源大约35%。富国对穷国输出工业垃圾,也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占世界95%的有毒垃圾是由20多个发达国家生产的;按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发达国家以每年5千万吨的规模向国外转移有毒或危险的废物,正在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其“垃圾场”。近十几年来,也有成千上万吨难以统计的“洋垃圾”以各种形式运进中国,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一些西方企业还到一些环保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建厂,既利用了他国资源,又逃避了生态责任。可以说,经济全球化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实际上是在直接损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利益,以及人类的长远利益。
(四)狭隘功利主义导致科技成果的非生态化滥用
近代科技革命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上的辉煌成就,以及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出的巨大作用,使人们普遍把科学技术看成是改造自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也使得科技创新观念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科学主义和技术统治主义就是其具体表现。然而,这种重视科技生产力的意识形态却明显缺乏环保思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往讲述生产力的教科书来了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科技是生产力中第一要素等众多论述,但绝难找到环保、节约资源的思想。它实际上是将大自然看作是要用科技力量予以征服和改造的敌人,是借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手段,而不是予以保护、关怀的对象,反映出传统经济发展观在科技创新上的狭隘功利主义,根本不顾及科技成果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在这种狭隘的创新功利主义影响下,企业研发往往不考量环保、资源、卫生等因素,缺乏关于新产品、新技术对生态、资源、人类健康以及文明进步可能造成的危害性的前期研究,结果导致科技成果被非生态化滥用的事件不断发生。如20世纪美国杜邦公司发现和使用氟利昂而导致臭氧层破坏等环境问题,就是一例。
需要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已开始重视科技创新的生态化导向,一些公司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回收等方面很重视环保和节约,这是生态文明进步的表现。然而,从社会制度上看,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等矛盾的解决涉及到对不同利益群体和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以及现有资源的公平分配,这在以私人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要遇到巨大的制度障碍。近些年来在西方出现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就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要真正建设生态文明,还是需要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制度的支撑。
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在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上的错误影响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在人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上,也有着相当的错误影响。所谓事实认识是关于客观事物的属性、本质和规律的真理性认识,而价值认识则是对客观事物的属性和功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效用、意义的价值性认识。对于人类成功的实践活动来说,二种认识构成一种是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体现着人类实践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从事实认识上看,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思想误区,就在于未能认识到人类生态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事实上,近代人们普遍认为大自然在资源供给和环境净化上的承载力是无限的,并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思想前提,具体体现为所谓的牧童资源观。它认为地球就像一个辽阔的草原,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人类经济活动则像是牧童在草原上放牧,可以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地对地球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依此还可以推出人类经济增长也是无极限的论断,而且该观点认为自然界在承受和净化各种垃圾、废物方面的能力也是无限大,因而不必考虑环境问题。牧童资源观客观上为传统经济模式在资源开采和向环境排放工业垃圾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使得传统经济模式成为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并且以“三高一低”作为其突出特征,结果导致传统经济在20世纪终于趋近到地球生态承载能力的极限,并产生如下严重后果:一是因过度消耗资源而导致石油、煤、天然气、淡水等自然资源严重短缺,若干资源濒临枯竭;二是因无节制地排放工业垃圾,正在将地球变成一个危害生命健康的大垃圾场。
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事实认识上所受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影响,通常表现为利益主体对于环境和资源生态承载力的有限性等事实认识有意无意的无视或抹煞,以及在经济决策中将环境和资源问题不予考量或放在次要位置上等现象。虽然从哲学上说,事实认识一般构成正确价值认识的基础,但现实中人们若发现事实认识不符合其价值或利益要求,往往可能不予理睬,甚至加以歪曲。如列宁就曾引过一句著名格言:“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把握这一点十分重要。
从价值认识上看,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思想误区则在于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在近代工业文明时代普遍流行的价值观,它将人类视为自然界的最高主宰和统治者,将自然界则看作可以任意肆虐、奴役、征服的对象,将人的利益和需要作为衡量自然事物价值的根本尺度。从历史上看,人类中心主义张扬了人类的主体意识,对于激励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但它把人类的主体性片面推到极端,也造成了重大思想缺陷,这包括:盲目藐视大自然,忽视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负面影响;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简单看成是主仆关系,忽视了人类的起源和自然属性;无视其他生命的存在价值,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待野生动物,缺乏关怀其他生物的生命伦理意识;盲目崇拜和滥用科学技术,忽视了科技成果的局限性;在方法论上采取人天分离、主客对立的二元论方法,缺乏从整体、系统、互利的角度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全面认识,等等。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价值认识的非生态化影响,突出体现在利益主体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支持和强化上,如上文所述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等价值取向,就支持和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影响下,资本家利益阶层往往以人类利益的代表自居,但实际上,在以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中心主义并不能真正代表人类的根本利益,它代表的其实是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的利益,体现的是已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资本家利益阶层的自我中心主义。这是导致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得以盛行的深层意识形态根源。
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非生态化影响,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和把握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的误区是十分必要的。忽视这一点,只知道从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高度探讨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就难以从人们的普遍价值取向和潜在心理动机上深刻把握导致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深层社会思想根源,从而使认识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因而也难以为有关的经济发展和生态治理的决策提供切合实际的理论指导。当然,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许多生态化的积极因素,如绿色和平运动、环保公益活动、家电回收利用等,历史上最早的生态运动也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我们应将它们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针对公害事件而产生的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来认识、学习和借鉴[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2]余谋昌.生态伦理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48.
[3]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6.
[4]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30.
[5]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6.
[6]白屯.生态时代:伟大的转变考验伟大的人类[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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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爆发了三大危机,这就是同时爆发的经济危机、信用(诚信)危机和安全危机。
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艰难的复苏
(一)此次美国经济危机的特点
根据全美经济研究局的宣告,美国二战后第10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从2001年3月开始,至11月结束。危机持续了8个月。
美国此次经济危机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与以往历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主要由于实物产品生产过剩的起因不同,这次危机则是由于高新技术产业泡沫危机带头引发的。曾经是美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繁荣的“火车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在2001年突然泡沫破裂,爆发危机,并对整体经济走向危机起带动作用。
这种泡沫后遗症给后来的经济复苏带来严重的困难。由于在上世纪末对信息技术设备投资过度膨胀,相当一部分企业不得不在复苏阶段慢慢消化扩张时期过度投资带来的恶果,因而使复苏过程十分缓慢和艰难。
第二,在加速全球化的条件下,美国经济危机迅速演变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在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原本增长缓慢的欧洲迅速陷于危机,已经停滞10年的日本经济又陷于负增长,对美国经济依赖性很强的和长期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国家,或经济减速或陷于负增长和金融、经济危机。
一向标榜贸易自由、反对贸易壁垒的美国为了向别国转嫁危机,带头在钢铁、农产品等领域大搞贸易保护主义,还采取美元贬值政策,造成日元、欧元过快上升,已对该区脆弱的经济复苏带来不利影响,反过来也会对美国经济复苏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从宏观上刺激经济的金融、财政措施,如连续13次降低利率、国会通过(2001年5月)11年减税1.35万亿美元法案,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在“反恐”旗号下发动战争,连续扩大军费支出,制造军火工业繁荣等。这些措施虽然在减轻美国经济危机强度方面可起短期的刺激作用,但扩大战争带来的风险和猛增军费开支也会从负面阻碍经济复苏。
(二)美国经济复苏难
美国过去历次经济危机后的复苏,大都表现出短期内较快的增长。但此次经济复苏却大不相同。可以用缓慢、曲折、艰难六个字来形容。具体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令测评机构忧心的复苏
美国专管研究和确定经济周期的权威机构——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直到2003年7月17日才宣布美国经济衰退在2001年11月结束,即观望了20个月后才发出衰退结束的判断。据我驻美媒体的观察分析,其主要忧虑有三:一是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及持久程度令人担忧。二是企业投资长期不能恢复增长。三是失业率持续攀升并且在复苏期间越来越高。所以该局在全国经济研究报告中宣布衰退结束的同时说明:在认定经济周期最重要的工业生产、就业市场、个人收入和零售状况等四项指标中,工业生产从2000年6月达到峰值后开始不断下滑,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生产活动指数下降了7.1%,大大超过了过去几次衰退的平均值4.6%;就业市场则在2001年3月达到高峰,此后也越来越不景气,下降幅度与过去衰退时的水平相当;只有个人收入和零售状况在下跌后出现好转迹象。这就是说,该局在宣布衰退结束时指明了:第三第四两项指标是走向复苏的,而第一第二两项指标还在继续衰退中。
(2)低速增长和剧烈波动的复苏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02年第一季度的5%,降至第二季度的1.3%,升至第三季度的4%,再降至第四季度的1.4%;2003年由第一季度的1.4%升至第二季度的3.1%,再升至第三季度的8.2%,又降至第四季度的4%。这样,这两年八个季度美国GDP增长率恰好形成一幅双谷型(即W型)的剧烈波动图。这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与保罗·克鲁格曼在2002年初预测将出现双谷型衰退,在形态上颇相一致,虽然低谷没有跌至负增长,但也一再出现再度滑入衰退边缘的险情(两年间有三个季度GDP增速只在1.3%—1.4%之间)。
(3)失业型复苏
美国过去历次经济衰退后,就业往往在半年内就出现明显改善。但此次出现复苏已有两年余仍未出现实质性改善。
美国宣布衰退停止后的2001年12月失业率反从停止衰退的11月份的5.6%上升到5.8%,2003年5月再升至6.1%,为九年来的最高。6月又升至6.4%。虽然美国商务部宣布2003年第三季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8.2%,但失业率7月份仍高达6.2%,9、10两月份均为6%。美国全国实业经济学协会预测,2004年假设GDP增长4.5%,失业率也只会从现在的6%降至5.8%,还高于停止衰退时的5.6%。
衰退结束后失业率不降反升,而且持续这么长,是美国历史上少见的。美国人称之为“失业型复苏”,也就意味着没有真正的复苏。
(4)复苏能否持续前景难料
对美国经济能否持续复苏持怀疑态度的,既有民间人士,也有官方人士。
在美国经济学界有相当影响的加州大学安德逊学院2003年9月底发表研究报告,认为在未来一年甚至更长时期内,不论是美国的消费者,还是企业的投资增长,都不具备引领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力量。
纽约的经济决策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艾伦·赛奈2003年10月说,他和其他经济学家并不认为经济已进入自我维持的复苏阶段。
2004年1月9日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在哈瓦那举行的一个讨论全球问题的年度会议上表示,美国的经济增长将会在今年内结束。原因是目前的经济上升是靠军事支出的增加和减税来推动的,而且政府对隐约可见的赤字危险孰视无睹。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2003年12月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和加快的可能性“近乎是相同的”。2004年1月9日他在国会作证时又说:未来美国经济有持续强劲增长的可能性,但危机同时存在。他还在半年一次的联邦货币报告中说:自2003年7月以来,美国经济的前景已经变好。但同时警告说,这种前景可能会因为能源价格上涨和巨额财政赤字的担忧而无法实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球经济将出现自2001年衰退以来最快的增长,尽管一些诸如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迅速上升以及美元汇率波动这样的负面因素可能阻碍经济复苏。世界银行研究全球贸易趋势的小组负责人汉斯·蒂默说,富裕国家挥之不去的结构问题——美国的贸易和预算赤字不断增加,日本银行表现不佳——“可能引发美元破坏性下跌或其他意外的中断投资复苏的信心冲击。如果这些危险成为现实,一切乐观的预测都将泡汤”(美联社纽约2003年12月19日电)。
当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日本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已有13个年头,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处于停滞状态,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后复苏如此艰难而且有可能步日本后尘进入长期衰退,这就生动地凸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制度的垂死性,还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规律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新的变化。这给我们理论界提出了研究的新课题。
二、美国资本主义的信用(诚信)危机
(一)在爆发经济危机的同时爆发了信用危机使全球“标准的信用经济”的桂冠落地
美国公司的信用,一向被资本主义世界公认为最好的。
美国一直自诩拥有全球透明度最高的会计制度和最健全的公司管理制度。《纽约时报》先后载文(2002年6月30日和7月21日)说:“美国市场一直被投资者看作‘安全的港湾’。美国经济被称为标准的信用经济,以其透明度和稳定性受到赞誉。”又说,“工业化世界基本上遵循美国的模式,实际上,美国也坚持让所有其他国家学它的样子”。
但从2001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安然、世界通信等全球一流的大公司财务欺诈丑闻一批接一批地曝光,不仅使美国公司的信用桂冠落地,还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大为震惊。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哈维·皮特将安然公司倒闭、安达信公司解体和世界通信公司作假与“9·11”恐怖袭击事件共同列为金融市场遭遇的四大危机。
(二)美国信用危机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据美国魏斯评级公司2002年上半年的调查,有多达1/3的美国上市公司可能有篡改盈余报告的问题。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66%的公众认为大公司的负责人在诚实与道德标准上处于“低或非常低”的水平。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2年7月3日刊文说:一份新研究发现,事实上,做假账行为可能比很多美国人想象的更普遍。
美国《政企首要情报评论》2002年10月4日刊文说:“银行公布的这些资产负债表——客气一点说——都是假造的……美国整个银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尤其是那些从事衍生业务的大银行,实际上可能已经破产好几次了。”
信用危机对美国经济的打击是严重的。
第一,摧毁投资者安全投资的信念。一方面,它摧毁了投资者对政府宏观监控的信念。正如美国《华盛顿邮报》2002年6月27日刊文所说:“安然公司案摧毁了所谓大型会计公司和政府监管机构为投资者创造了安全投资场所这一脆弱信念。”另一方面,它也摧毁了投资者对公司领导层即首席执行官(CEO)的信任。美国《时代》杂志刊文说:“美国人先前诅咒本·拉登的党羽,如今却用同样的字眼诅咒一些企业的CEO。我们仿佛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交到这些CEO手上,至少在经济上如此。区区几个人居然造成这么大的伤害,真是前所未有。”
第二,危及美国经济的一颗毒瘤。美国一些舆论认为,公司做假账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经济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它将可能很快严重侵蚀美国经济肌体,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使经济大厦基石动摇。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文说:美国人目前的不安全感很深,因为一些一直稳定并值得美国人炫耀的基础已经遭到破坏。
由上可见,美国很多人认识到信用危机危害的严重性。美国著名经济学克·鲁格曼说:“也许数年之后,人们会说是安然公司而不是‘9.11’事件成了美国社会的巨大转折点。”
(三)信用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腐朽性的必然产物
有人认为:美国这些大公司的丑闻,归根到底是用不道德手法来赚钱以谋私利。这种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国家难道就没有?在过去的封建社会里各种贪污腐败的案件也是不胜枚举的。既然如此,美国大公司的丑闻为什么一定要和资本主义的兴衰连在一起呢?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它不符合事实。
第一,生活在美国和西方的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公司丑闻是同资本主义制度兴衰连在一起的。例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前副主席兰德指出(2003年1月):“美国投资者正陷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信心危机。如不立加矫正,可能把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拖垮。”瑞士达沃斯论坛2003年1月年会上“普遍持悲观论调,认为美国一些大公司曝出财会丑闻,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正经历着严重的信任危机”。(美联社达沃斯2003年1月23日电)〖HTK〗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2年6月27日在《资本主义的病变》一文中说:“安然事件是一个丑闻,但也是资本主义病变的产物。公司管理人员利用这个漏洞将公司变成了为自己谋利的工具。这是道德所不能接受的,但这是资本主义自身的腐败,也是这个社会自身机能的腐败。”
第二,为什么腐朽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信用危机?这种必然性可从三个层面来观察:
一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性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此,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可以不择手段,投机、欺诈、贿赂、盗窃,无所不为。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时,早就作了精辟的描述:“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马克思作上述论述时,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的自由竞争时期,而如今的美国资本主义早已发展到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它的投机性、赌博性、泡沫性越来越强烈。美国和西方的许多媒体都对美国资本主义冠以“赌场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等丑名,足见美国资本主义的腐朽性为人所共见。
二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来看。资本主义制度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崇尚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实际上不讲求道德,不计较廉耻,无诚信可言。对此,美国和西方一些名人都直言不讳。
贪婪成为社会特征。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说:“美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贪婪成为社会特征,没有力量可以克制贪婪,那就会危及建立在投资者参与基础之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美国《商业周刊》2002年6月24日)
市场无道义可言。美国著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说:“市场本身没有道义可言。”(德国《明镜》周刊2002年3月25日访谈录)
自私自利的美国文化。德国施罗德认为,正是自私自利的美国企业文化导致了假账丑闻的发生。在美国,股东的利益高于一切。公司管理层为了使股价不断上升,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使假账丑闻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经济参考报》2002年7月26日)
美国缺乏廉耻文化。意大利前电话公司总裁罗西认为,美国缺乏的是一种廉耻文化。在美国,一位大公司CEO犯了错,却不会被大家看作是贼。这是道义上的癌症。(《经济参考报》2003年1月18日)
三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层面来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金钱主宰政治,官商勾结,官商一体。这一特色,在美国尤为突出。这使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贪婪欺诈无所顾忌,成为必然爆发信用危机的政治条件。主要表现在:
(1)金钱收买行政和立法机构。美国众议院女议员马西·卡普图尔说:“1996年通过的电信法是金钱可以收买美国国会的活生生的例子。这一法律成为导致电信业眼下丑闻的前提。世通公司曾十分卖力为这一法案进行游说。事实上,美国的商业已经收买了美国的行政和立法机构。”(英国《观察家报》2002年6月30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2年1月24日在《美国的问题是金钱控制政治》一文中说:“美国政治制度本身现在已经受企业主的摆布,主要是大公司和金钱利益的摆布,不顾其他集团对政府的合法要求。”
(2)美国政府高官亦官亦商。俄罗斯《独立报》2003年4月2日刊文中说:“美国在本届政府100位最具影响力的官员中,一半以上在石油公司和军工企业有直接经济利益。战争实际上就是这些官员发财的金矿。”美联社2002年7月3日电讯说:“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当石油商人时,曾经干过与他现在面对此起彼伏的企业财务丑闻时许诺要清除的那些商业行为相同的事情。”
(3)美国政府做假账无人比得上。美联社2002年7月14日以《在应报账目方面,美国政府无人能及》为题说:“人们在对企业会计丑闻产生种种义愤的同时,忽视了一个政客们不愿承认的事实:美国公司的审计问题与世界上最大的企业——美国政府——的会计混乱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应增收入、伪造债务、预算外假账——所有这些都出现在政府的账簿上,而且其严重程度是任何大公司都不敢企及的……国会议员给家乡带去道路工程、兵工厂和大学拨款,以此赢得连任竞选,天知道还有什么。”
基于以上三个层面的剖析,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信用危机是必然的,而且会经常出现。
三、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及其遭受恐怖报复造成的安全危机
(一)美国当局回避恐怖袭击的根源问题
美国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就发生多起驻外机构人员遭受恐怖袭击事件。但到2001年“9·11”事件美国人民在本土遭到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标志着美国开始爆发了全面性的安全危机。
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仇恨美国人,不惜牺牲生命去袭击美国人?对美国进行恐怖袭击的根源何在?美国该不该认真地找找根源?
但对于这样的重大问题,美国当政者不愿也不敢认真面对。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3年9月22日国际反恐大会上致开幕词时严肃指出:“世界各国领导人,如果打算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就必须从恐怖主义的根源入手。”
根据笔者初步研究,认为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根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美国强迫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生活。这是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二是美国帝国主义一强独大,以全球霸主自居,任意发出军事威胁和发动侵略,践踏别国主权和联合国宪章。这是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政治方面的原因。
三是美国在经济全球化名义下推行经济霸权主义和殖民地化,使第三世界人民处于贫困屈辱地位。这是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经济方面的原因。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还在达沃斯论坛闭幕式(2002年1月31日)上针对恐怖主义根源问题指出:“‘9·11’恐怖事件暴露出全球权力与财富的分配极不平衡。当今的现实是少数人享有特权,而太多的人则生活在贫困或极度贫困和日益恶化的环境中,其中10亿多人丧失了最基本的人类尊严。”可谓一针见血!
(三)美国人安全危机加重的同时又派生出人权危机
与美国对外借反恐为名进行侵略扩张的同时,对内也在反恐和保障安全的口号下,逐渐剥夺了国内人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权。
据俄新社和日本《每日新闻》报道,2002年初,美国布什总统批准了“反恐法”。由此,强调“国民不受政府的不正当干涉及监视”的国民权利也就失去了保障。不久后,美国又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其规模之大有人认为是昔日克格勃和盖世太保做梦都想不到的。
国土安全部有权给每位美国公民设立档案——记载有关个人生活的各种材料。包括个人收支情况和所有出行记录,尤其出国记录。为此,安全部要掌握航空公司、旅行社和饭店的数据库,有权过目所有私人电子邮件;秘密要求网络公司及电话公司提供顾客信息;监听电话交谈不必通过法院批准;住宅可以被偷偷搜查和窃听,家里的东西可以随便被拿走;有关调查人员可以随意对成为他们怀疑对象的市民进行监视。报界批露布什总统秘密授权中情局不通过法院和调查就杀死恐怖活动嫌疑人,这种黑名单从起草、修改到补充全由中情局一手包办,中情局身兼侦探、法官和刽子手数职。
俄新社2003年1月25日对此评论说:“成立国土安全部的真正意图是,对全体美国公民以及外国来宾进行全面监视。这完全违背美国宪法中保护人权与自由的条款。如今美国仿佛又回到了‘斗篷与短剑’统治天下的时代!美国正在滑向极权主义。而在不久前——卡特政府时期——中情局因制定杀害美国政敌的计划而遭严厉谴责。1981年甚至还通过相关总统法令,禁止‘为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实施谋杀。如今,这一切都弃之不用了。”
日本《每日新闻》2002年7月13日评论说:
“批判反恐法的人担心,也许早晚会有一天,反恐法会让本·拉丹比摧毁世贸大楼更兴高采烈,因为反恐法破坏了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地’和这个‘民主的堡垒’。”
“在美国开始进行独立战争的17年前,富兰克林就警告说:‘为微不足道的暂时安全而放弃本质的自由,那就根本谈不上自由也谈不上安全’。”
我以为这些评论是符合实际的,而且入木三分。
四、几点启示
从以上分析,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认清美国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美国近几年爆发了主要是经济危机、信用(诚信)危机和安全危机等危机,但它们涉及到经济、道德、法律、文化、政治、人权、军事等各个领域,因而是一场全面性的危机。
这场全面性危机深刻反映了美国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垂死性和侵略性。只要美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变,它的独霸全球的霸权主义不变,以上各种危机必然会经常发生或长期存在。
各种危机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作用。美国政府主要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和争夺全球石油等资源,以反恐为名发动了侵略战争。战争带来军火工业和相关产业的繁荣,为军工财团带来滚滚财源,也对经济复苏起了短期的刺激作用;但战争也带来日益严重的财政赤字、产业结构失调、失业率居高不下、石油价上涨和其他诸多不确定因素,又对经济复苏起负面影响。经济危机推动了信用危机爆发,信用危机使人心惶恐,又加重了经济复苏的困难。美国政府原想通过战争解决安全危机,实际却加重了安全危机。而且又在反恐和保障人民安全的口号下,肆无忌惮地剥夺了人民的人权和自由,造成了人权危机,验证了一个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本身人民也不可能自由的真理。
第二,揭开了美国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的真面目。频曝信用丑闻的美国大公司,大都是实行股份制、经营权和所有权完全分离、资本主义私有制产权十分明晰、而且建立了世界一流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企业。它们爆发了如此广泛和严重的信用危机,给企业本身和全国人民带来灾难。说明了美国鼓吹的并竭力向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推销的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的破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加以重新审视。
第三,美国人权“优越”论的破产。美国一向以自己的人权状况如何优越向全世界夸耀。每年都发表一份全球人权报告对别国的人权状况横加指责。现在,美国政府在反恐名义下剥夺全国人民的人权和自由,几乎回到“斗篷和短剑”统治天下的时代,还有什么优越性可言?!美国人权优越论可以休矣!
第四,应破除“恐美症”。美帝国主义虽然是武装到牙齿的独霸全球的超级军事大国,但当它对弱小主权国家进行武装侵略时,并不能最终战胜为保卫祖国奋战而武器落后的游击队的反抗而深陷泥潭,也无力有效对付恐怖袭击保护本土与海外美国人的安全,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军事能量的局限性。它并不是万能和不可战胜的。这又一次证明了美帝国主义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的真理。因此,恐美症是没有根据的。
2004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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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全球化和全球化是一种伴生的关系,主要由于资本主义非理性和非道德性所滋生的反全球化,一直在不知不觉中动摇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冷战后,加速发展的全球化给资本主义带来了繁荣,给人以资本主义似乎还有强大生命力的假象。但反全球化的繁荣,特别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兴起,却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危机的边缘。
垂死的资本主义并代表着等死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苏联社会主义的挑战下,不断汲取着社会主义的长处。有人说罗斯福的“新政”拯救了美国资本主义,凯恩斯模式拯救了世界资本主义。实际上这些不过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模式的结果。而且,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使得旧的殖民主义的资本统制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资本主义依靠殖民化在全球拓展势力的努力也不得不做出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在国内推行普选权和福利国家制度,通过凯恩斯主义,以及在国际上推行新殖民主义实现了脱胎换骨。1950~1970年代,多数资本主义大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4%,失业率一直维持在6%以下。更重要的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更达一半以上,美国甚至达到了70%,显示出经济增长的高质量。而与此同时,苏联模式下社会主义的弊端却逐渐显现,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发展逐渐走入了死胡同。东德柏林墙的竖起,既是东西方隔绝的表现,也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东西方竞争中走向失败的表现。
借助于生产关系一定程度的变革,借助于资本竞争性对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新资本全球化得以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发展,新的全球化的载体——跨国公司似乎也成了另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到1990年代初,世界上主要的跨国公司90%掌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更重要的是这些跨国公司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978年中国放弃““””式的社会主义可能还不至于使资本主义大国感到多大的喜悦,但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却让所有的资本主义大国高兴地欢呼“历史的终结”。因为这意味着曾经是资本主义国家心腹大患的左派社会主义,包括斯大林和““””式的社会主义在新生的资本主义模式面前彻底失败。
其他各式反全球化,不管是小国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和全球化如火如荼形式下的无力抵抗,还是被称为“无赖国家”、“邪恶国家”的与世隔绝,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愤世嫉俗的“恐怖主义”,都已被西方主导的主流国际意识所边缘化。剩下的主流只是西方左、中、右翼共同参与的大杂烩式的西方的反全球化,还是一种“小骂大帮忙”式的、实际上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如中国学者所说:“在西方,反全球化或对全球化心存疑虑的人,无论在表面上说什么,潜意识里都是为了维护西方人优越的生活条件。”
新的全球化仍然以资本的全球扩张为其主要内容,尽管其载体由旧殖民主义者的枪炮变成了新殖民主义者的跨国公司。为了西方政治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普及以及经济利益的维护,资本主义大国利用其政治、经济的强势,打着自由市场自然拓展的旗帜,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一切可能的剥削机会。实际上,现在的全球化不过是“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那种既是国际的,也是跨国的原始使命,把疆界和国家、传统和民族统统踩在脚下,迫使一切都服从唯一的价值规律”。可以看到,在自由贸易神话之下,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所谓的公平贸易、战略贸易,反映的是西方国家市场的相对封闭性;主权弱化的谎言和全球政治、全球文化等华丽词藻掩盖的是西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颐指气使和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践踏。
当代全球化尽管实现了对旧全球化模式的超越,但由于当代全球化依然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疯狂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不可避免的给人类带来种种危害。关于西方主导的新全球化模式弊端的描述,如同全球化的描述一样浩若烟海。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的“公司全球化”造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不公正的加剧,国家道德的沦丧,环境的恶化,以及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的泛滥等。总的来说,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创造与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但资本主义“是一种没有能力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制度”。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被剥夺者和被掠夺者不可能毫无保留地接受市场乌托邦主义者对无国界的新全球化的憧憬。剥夺者与被剥夺者之间、掠夺者与被掠夺者之间的矛盾将贯穿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始终,无论在体系结构层面、国家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的反全球化运动仍会有新的高潮出现。
实际上,主要由被剥夺者和被掠夺者推动的各式各样的反全球化从没有停止过全球各个层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抵抗。如世界体系论者所说,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在资本积累、政治合法性和地缘文化三方面都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这个世界体系为维持民族一国家的合法性而进行的调节已呈现出强弩之末之势。从自由竞争到垄断,再到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到了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已经用尽了它所能使用的所有手段。“在卡尔,马克思逝世100多年以后,资本主义再度驶入这一革命的经济学家为他那个时代所指述的正确方向上。”随着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矛盾的加深,资本主义的调节已接近极限。资本主义可能通过减慢某些使其精力耗尽的活动以延长其寿命,但是,其死亡的阴影却总在地平线的某处出现,而各个层面的反全球化运动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者。
在反全球化的结构或体系层面,愤世嫉俗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型的反全球化虽然表面看来毫无希望,但其引发的文明的冲突却引人深思。在全球范围内,世界各主要国家都试图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全球文化”仍然只是资本主义大国的一厢情愿。
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对于抵制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统制的呼吁,也在反全球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呼吁甚至在那些希望弘扬自身民族主义和族裔认同的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吸引力,而对那些不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更是不可抗拒,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渠道,可以用来发泄与革命的失败相伴随的沮丧感”。
在国家层面,虽然自绝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的政策已经被大多数国家所摒弃,但全球政治、全球文化的神话也很少有人相信。区域主义、地方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发展路线也和全球化的发展一样引人注目。在当前全球化的大势下,国家决策者考虑得最多的不是如何建构和参与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而是如何在此大势之下趋利避害,保护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
东亚的经济奇迹让民族主义式的反全球化力量找到了希望。亚洲模式和亚洲价值观不仅成为亚洲国家的热门话题,也成了世界上不想走西方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争相模仿的对象,给西方所宣扬的普世的现代化模式兜头浇了冷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球政治、全球文化的虚假性。
在个人层面,西方国内的反全球化运动尽管主要是为了西方国家自身的利益,并最终可能导致西方各种利己主义政策的出台,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进一步巩固,但环保运动等还是有助于全球化向着理性方向发展的。至于发展中国家的反全球化运动,包括环保、劳工和反盲目的自由贸易等,也可以推动全球化向更公正、理性、多元和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
总之,反全球化运动的存在和发展将会使全球化更加富于人性、更加充满理性,也会使这个世界更具公正性和多样性。反全球化实践在各个层次的依然话跃表明:“为了弱者和边缘者利益而抵制富有者权势的、平等主义的政治冲动依然有力,并且已卷土重来。”仅就限制和抵制全球化而言,它们同民族国家一道,促进和维持全球体系基本性质的延续。因此,从根本上说,我们并非处于资本主义胜利的时期,而是处于资本主义混乱的终结期,遍及全球的反全球化运动就是这个危机的主要症候,也是资本主义灭亡的一个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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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过去30年在西方国家占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和政策方式成为众矢之的。但目前的危机蔓延更突出了一个观点,即它不只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问题,而是显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理解该体系的漏损也是我们理解未来资本主义变化方向和空间的一个前提。
此次危机可以看作是传统体系漏损,以及各种矛盾积累的一种自然结果。
这里所谓的传统体系是指20世纪40年代以后发展和成型的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社会繁荣的“黄金时代”。这一时代的出现是基于它作为一个体系在三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在竞争和积累机制方面,它从此前着重于保护作为个体的自由和竞争环境向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环境方向发展,为此它强调社会需求与投资的平衡,高增长是与投资和需求的增长同步的。而充分就业政策、政府开支的扩大,以及社会福利网络的建立和保护水平的提高都成为维持这种投资、需求与增长良性循环的重要前提和构成因素。因此人们把这样一种积累模式称之为“社会积累结构”。与这一需要相应,国家强化了它对经济和社会进程平衡发展的调节职能,包括对经济进程的干预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
其次,在国际方面,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表示的国际经济控制体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前的那种无序状态。这些都使得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控制体系在一个时期里更加有效。与此同时,一系列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保证并推动了这种积累模式。这其中,强调利用国家促进社会的更大公平的进步主义观念和政策得到了普遍认同,并由此成为一系列社会创新的重要源泉。
但这一体系的有效运转有赖于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作为一种积累体制,它是基于战后的高投入、高增长和高需求的良性循环,而后者又基于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包括技术革命的创新效应、战后的重建、冷战过程中政府扩张及充分就业的实现等;作为一种控制体系,在国家层面它是建立在国家职能和作用的扩大基础上的,在国际层面它依赖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提供的一种稳定经济秩序,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累计效应以及作为一种观念的战后共识都强化了该体系的创新能力。
不过这一体系本身存在明显的漏损,并随着上述条件的变化日益显露。投资与需求的平衡是该积累体系运转的核心,但增长的放慢会打破这种平衡,由需求扩张政策(包括扩大政府开支,高工资等)引发的通货膨胀问题因此而凸显,这些转而导致投资动力的不足,进而陷入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恶性循环。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实际上是这种内在矛盾积累的结果。同样,一度有效的国家控制体系由于福利国家的膨胀和经济全球化,尤其是资本的全球化而日渐受到人们的质疑,而国际层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就内含了无法克服的矛盾[1],其解体也是必然的。从根本上看,战后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基于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中作用位置的重构,而经济的全球化改变了这一切。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政治和政策方式的兴起本身是对这一传统体制漏损所暴露出的问题的一种反应。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式使得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可这种是以改变传统体系得以成功的一些要素特征为代价的,它削弱了战后积累体系中的社会积累结构,表现为在经济、劳动关系和社会政策方面强调经济竞争的需要和弱化传统的社会团结政策,由此社会大众无法分享经济的增长,进而导致投资与需求间的新的失衡。资本更多地流向带有更大投机性和短期性的金融市场而不是实体经济,这可以看成是资本市场对这种失衡的一种反应,而这恰恰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它强化了经济控制权力从公共部门向私有部门的转移,弱化了传统的国家控制能力,而在国际范围内,新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无法遏制资本的投机性流动趋势,更无法防止和校正市场的剧烈波动。另外,新自由主义在思想观念和政治政策方面的强势也抑制了资本主义的变革能力。新自由主义在逻辑上是对传统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是对20世纪资本主义进程中占主导的进步主义观念意识的一种反动。
第三,在现实政策方面,面对新自由主义的这种强势,各种进步主义力量虽然也在不断地寻求新的应对,包括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但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方式更多体现的是对市场的一种妥协,而不是一种新的建设性的替代,而更为激进的左翼力量的反全球化立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迄今为止,进步主义力量未能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替代性纲领。资本主义由此缺少了一种变革的思想源泉和政治动力。可以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是造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根本的问题在于传统的资本主义体系漏损在新的全球化时代没有得到有效的校正。目前危机的蔓延也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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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爆发了三大危机,这就是同时爆发的经济危机、信用(诚信)危机和安全危机。
第二,扩大了对海外美国人和美国海外企业的袭击。据《经济日报》驻美记者2003年5月16日报道,星期一深夜利雅得的恐怖主义汽车炸弹,袭击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公司派驻当地工作人员的住宅区。估计最后的死亡人数将高达100人以上。此次恐怖事件中受打击严重的公司几乎都是美国国防部的合同企业,在沙特进行与防务相关的商业,标志着基地组织的恐怖打击方向正向美国海外的大型企业转移,是想从最要害处伤害美国,使美驻外机构防不胜防,人人自危,迫使它们采取收缩性战略。从而打击美国的经济,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实力。
第三,美国人陷入没有尽头的恐怖时代。
每当“基地”组织发出警告时,美国政府和国民都惊恐万状,进入临战状态。甚至突然通知英法等国取消飞往美国的航班。
美国官员承认,今日的美国已进入了一个无法解脱的恐怖时代。正如美国《新闻周刊》2002年10月28日载文所说的那样,“随着新的袭击事件增多,美国人开始认识到恐怖时代可能最终像生活在某个没完没了的恐怖电影之中,屏幕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突然冒出死神。就像中情局局长所说的那样,对于美国人来说,不会再有整个国家从恐怖威胁中解脱后的‘宽慰叹息’”。
从以上分析,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认清美国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美国近几年爆发了主要是经济危机、信用(诚信)危机和安全危机等危机,但它们涉及到经济、道德、法律、文化、政治、人权、军事等各个领域,因而是一场全面性的危机。
这场全面性危机深刻反映了美国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垂死性和侵略性。只要美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变,它的独霸全球的霸权主义不变,以上各种危机必然会经常发生或长期存在。
各种危机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作用。美国政府主要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和争夺全球石油等资源,以反恐为名发动了侵略战争。战争带来军火工业和相关产业的繁荣,为军工财团带来滚滚财源,也对经济复苏起了短期的刺激作用;但战争也带来日益严重的财政赤字、产业结构失调、失业率居高不下、石油价上涨和其他诸多不确定因素,又对经济复苏起负面影响。经济危机推动了信用危机爆发,信用危机使人心惶恐,又加重了经济复苏的困难。美国政府原想通过战争解决安全危机,实际却加重了安全危机。而且又在反恐和保障人民安全的口号下,肆无忌惮地剥夺了人民的人权和自由,造成了人权危机,验证了一个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本身人民也不可能自由的真理。
第二,揭开了美国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的真面目。频曝信用丑闻的美国大公司,大都是实行股份制、经营权和所有权完全分离、资本主义私有制产权十分明晰、而且建立了世界一流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企业。它们爆发了如此广泛和严重的信用危机,给企业本身和全国人民带来灾难。说明了美国鼓吹的并竭力向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推销的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的破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加以重新审视。
第三,美国人权“优越”论的破产。美国一向以自己的人权状况如何优越向全世界夸耀。每年都发表一份全球人权报告对别国的人权状况横加指责。现在,美国政府在反恐名义下剥夺全国人民的人权和自由,几乎回到“斗篷和短剑”统治天下的时代,还有什么优越性可言?!美国人权优越论可以休矣!
第四,应破除“恐美症”。美帝国主义虽然是武装到牙齿的独霸全球的超级军事大国,但当它对弱小主权国家进行武装侵略时,并不能最终战胜为保卫祖国奋战而武器落后的游击队的反抗而深陷泥潭,也无力有效对付恐怖袭击保护本土与海外美国人的安全,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军事能量的局限性。它并不是万能和不可战胜的。这又一次证明了美帝国主义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的真理。因此,恐美症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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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多个领域并影响全世界,至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仍深受其害。全面深刻地认识此次金融危机的实质及其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其历史命运,增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抓住资本同劳动的对立这一资本主义的本质特性,从资本与劳动对立的历史性、两极性、辩证性、总体性以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等方面,科学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必然规律[1](P22)。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是我们全面深刻认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工具和有力武器。
2008年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虽然与历次经济危机相比具有不少共同点,但还是表现出新的特点。首先,这次危机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和自由化的条件下爆发的;其次,这次危机不仅有物质产品的过剩问题,还有虚拟金融产品的过剩即金融衍生品过度膨胀的问题;再次,传统的危机都是从实体经济开始的,而这次是从金融领域开始的;最后,以往的危机都是从发展中国家爆发,而这次是从美国爆发而后影响至全世界。因此,对于这次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大多将其归咎为“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失控”、“不良竞争”或“借贷过度”。显然,这是停留于现象层面的一种解读,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一套说辞。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透视这场金融危机的实质,我们会发现,这场危机不仅是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是一场深度的思想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
自 2008 年开始,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至全世界。全球金融机构接二连三破产,股市纷纷暴跌,各类企业大量破产或倒闭,数亿工人失去工作岗位,全球贸易量急剧萎缩,各国实体经济先后陷入深度衰退或增速显著减缓,给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几十万亿美元。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资本和劳动对立的辩证性,即劳动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则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全球化、社会化与国际金融高度垄断于美国华尔街一小撮金融寡头手中形成高度私有化之间的矛盾。资本同劳动对立的辩证性表现为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且高度集中,财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这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在所难免了,只不过这种“过剩”,更多地是以虚拟经济形式表现出来罢了。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自由市场体系声誉扫地,过去三十多年里在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受到各界质疑,与之相反,马克思对自由市场的批判却被这场危机证实是正确的。日本学者山口二郎撰文指出:“而今,市场、追求利润和竞争等一系列政策理念,已无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相反,它本身成了问题的根源”,“转变新自由主义的路线应该成为新时代的主流。”[2]英国肯特大学哲学教授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在《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危机》一文中写道:“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再一次证明自由市场是具有自身异化的属性,是不可控制的、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马克思生动地比喻它‘像一个魔术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3]。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然受到严重质疑,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包括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理论在内的相关理论,使得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思想危机。
如果说上世纪末的苏东剧变,使得社会主义陷入低潮,资产阶级政治家们由此得出“历史的终结”的结论,那么,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则使资本主义社会遭受重创,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在西方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著作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金融危机使《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成为热门读物。一些西方国家的政要、企业家以及宗教上层人士甚至于一些右翼人士,都开始关注并肯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以至于有西方媒体开玩笑称,如果马克思还在世的话,《资本论》的巨额版税收入会让他轻松进入福布斯富豪榜。德国新电影之父阿历山大·克鲁格甚至准备将《资本论》拍成电影。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西方的左翼经济学家特别是各国共产党,则在他们举办的各类研讨会和控制的网站、报刊上,发出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声音, 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日益走出低潮的趋向。2008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五次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深入分析了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和原因,并指出其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等,极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这场金融危机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
2008 年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全世界,这充分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理论的真理性。从根本上说,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激化的外部表现,是由其内在矛盾演变而成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趋势的阶段性反映。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化解,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在所难免。“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4](P277)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理论还是各国政府的救市措施,都只能暂时缓解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p#副标题#e#
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本质:“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4](P277)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就是增值自身,获取剩余价值。“资本是死劳动,要尽可能多地吸吮工人的剩余劳动,资本就像一个吸血鬼一样,只有吸吮活劳动才有生命,吸吮得越多,它的生命力就越旺盛。”[1](P283-284)资本的内在本性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5](P679)。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根本不顾生产与消费的界限而无限制地扩大生产。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5](P829)
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资本的这种逐利贪婪本性已经暴露无遗。从原始积累到殖民剥夺,再到战争掠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P830)。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垄断阶段特别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在资本主义逐步走向信息化、自由化、私有化、网络化的过程中,资本通过变换各种花样来达到其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资本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国际金融寡头手中;经济加速金融化,逐步完成由“圈地”向直接“圈钱”的演化;金融日益虚拟化、泡沫化,实体经济则极度空心化等。这一切导致美国经济从2001年起走向衰退,并持续深化发展,最终酿成2008年的国际金融风暴。
显然,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根本原因在于资本贪婪逐利的本性。为了得到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而不断扩大生产,使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资本的贪欲使得资本尽可能地增值,然而,资本越发展,就越会成为生产与消费的界限,资本力图突破自身限制的尝试,反而使资本遭受更严重的崩溃。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4](P278)
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是价值增值的过程。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生产不断扩大,资本愈发集中于少数资本巨头手中。结果就是,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扩大再生产,不断地进行着资本积累,资产阶级财富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却是广大的无产阶级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的丧失,即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社会鸿沟越来越大,资本和劳动对立的两极性暴露无遗。同时,资本和劳动对立又具有辩证性。劳动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反过来又加剧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大量的次级贷款者的出现,就是资本贪婪逐利本性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现实写照。由于是在信息化、网络化条件下,所以,形式上就出现了实体经济空心化和虚拟经济泡沫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可以说,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在于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泡沫,根源依然在于资本贪婪逐利的本性。
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少学者都看到了这一点。克里斯·哈曼在2009年的著作《僵尸资本主义》一书中,通过详实的事实资料分析过去90年间世界经济发展轨迹与兴衰变迁,得出此次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结论:“为缓解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而兴起的信贷消费流行,加上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和信用体系过度发展,把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成倍加以放大,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存在。”[6]
导致此次金融危机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在于当代资本主义信贷、投资方式的变化。股份公司是当代资本主义随着生产发展需要而出现的一种社会资本的组织形式,因其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值资本、减少企业风险而被普遍采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现代金融业的兴起,股份公司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不断变换花样,采取越来越多样化的信贷、投资方式。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这些新的投资方式不无关系。第一,美国 “非银行金融系统”迅速崛起并不受监管地扩张。自上世纪末以来,美国的主要支柱型大企业纷纷放弃 “主业”或者“本业”,改行从事金融放贷业务。如通用电器 ( GE) 这家由爱迪生所创立的工业设备企业,2007 年,通用资本 ( GE Capital) 的利润额占到公司净收益的 45% ,通用工业 ( GE Industrial) 却仅占公司利润的5% ,而这一部分的利润主要还是在美国境外( 特别是由 “通用上海”) 实现的。第二,为了在技术上规避贷款的风险,金融化的大企业与大银行联手,以发行企业证券和股票的方式,在获得巨额高利贷利息的同时,却把贷款风险社会化了。第三,由总部设在纽约、资本匮乏、监管松散的11 家保险公司,为那些没有得到3A评级的借贷企业提供担保[7]。虽然这些新的措施在一定时期加速了经济的发展,使得劳动的力量不断转化为资本的力量,“但劳动向资本的转化终有一天会被推向顶点,社会化大生产越发展,资本积累得愈多,资本同劳动的对立就愈加剧、愈扩大”[1](P203),扩大到一定程度,危机就在所难免了。所以,资本主义所采取的这些新的信贷、投资措施,只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权宜之计。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本贪婪逐利的本性不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讲是无法克服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纷纷采取多种措施来缓解危机造成的对经济的破坏,希望通过政府救市,“规范”资本主义现行体制、机制,以达到解决危机、恢复繁荣的目的。美国改写了金融监管游戏规则,首次将对冲基金纳入监管体系,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力,并出台了一系列以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为主的刺激经济方案;日本出台了包括向全国家庭发放补贴、通过政府担保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高速铁路建设工程、儿童和老人护理等福利措施在内的多项刺激经济计划;欧元区各国也采取多项财政刺激措施及产业政策;英国则主要采取以减税为特征的救助政策。
虽然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这些救市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社会恐慌等,但由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没有改变,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没有改变,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因此,经济危机难以从根本上克服。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的面前。”[4](P278)美刊《每月评论》2009年12月号刊登了萨米尔·阿明题为《抓住危机》的文章,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从局部的寡头统治走向全面的寡头统治。由于这些寡头一心只想把当前经济恢复到金融崩溃前的状态,而不是做根本性变革,因此当代资本主义可能面临长期的危机、战争和革命等浪潮[8]。#p#副标题#e#
面对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和各国经济复苏的缓慢进程,西方社会出现一股“向马克思回归”的潮流,各国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纷纷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来解读金融危机。
国际著名左翼学者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认为,当今的金融危机是一场马克思式的危机,“因为危机的根源在于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并难以恢复,这是至今为止资本积累速度长期减缓的根本原因”[9]。新马克思主义者萨米尔·阿明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除了社会主义别无选择”的判断。英国共产党罗伯特·格里菲斯( Robert Griffith)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不是垄断资本家、政客及其经济学家所认为的“信用危机”,而是一场体制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危机,是被马克思称之为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10]。美共经济委员会委员瓦迪·哈拉比( Wadi’h Halabi) 认为:“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危机,是又一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以及一场与之相对应的无法满足人类需要的危机。”“生产能力过剩( 或者比例失调),是人们从今天的全球性危机中所能感受到的巨大损失的根源。”[11]古巴经济学家马丁内斯( Osvaldo Martínez) 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毫无疑问是一场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的非正常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的规律所在,甚至是必要因素”。
尽管这股“向马克思回归”思潮主要局限于知识界、左翼政党及少数青年人,而且也没有带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但却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及其旺盛的生命力。共产主义取得胜利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复兴不会一帆风顺,但“回归”的潮流却是不可阻挡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也是无法改变的。
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表现令世界刮目相看,也让西方国家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没有中国的参与,许多重大的国际事务将无法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显示出了其巨大的优越性。
市场经济本身具有两面性。既有能够最大限度调动社会积极性、有效配置资源的积极性的一面,又有生产的盲目性和价值规律调节的滞后性,最终导致经济危机、浪费社会资源的消极的一面。市场经济所孕育出来的资本也具有与生俱来的两面性,一方面,资本逐利性对调节市场、配置资源、调动积极性、推动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又会导致经济失衡,两极分化,造成严重的危机,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消极破坏性[12]。在私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及资本的消极性无法克服。但在公有制条件下,引入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就可以将市场经济的消极性和资本的逐利性加以有效调控,从而使之步入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将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的宏观调控很好地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对资本的逐利性加以调节和控制。即使出现危机,也能够在短时期内加以调控,相对迅速地恢复经济。
因此,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优越性,我们应当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进一步反思并完善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相关配套措施的改革力度和步伐,以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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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国来看,基本上不再具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行经济计划化,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部门发展速度和数量指标,作出计划指导,进行协调平衡。这种宏观调控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加强。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危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危机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悖论,当今世界已经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交流与撞击互动的新境界。经济全球化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展。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也向全球发展,并向各个层次展现的更加清晰。它不仅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日益交织与融合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摩擦与竞争的过程,既存在日益密切的交往、对话与合作,又存在着差异、矛盾与冲突。
早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分布,着重表现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国际分工。现在跨国公司把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和配置起来,实行国际生产分工和协作。而现代交通、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跨国公司利用全球资源和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几乎和在一个国家内一样方便和可行。从资源的配置、使用到生产的组织和销售,一个以大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性生产网络正在形成。“以世界为工厂,以国家为车间”,这在许多具有较大程度高新技术含量的产品生产领域,正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可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次上向全球拓展,使生产的社会化变为全球化的了。
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度全球性拓展必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一方面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在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资本关系社会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更应当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国际范围之内。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宰,是现代国际垄断资本的代表,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生成。跨国公司这种占有形式也造成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和经济关系上的对立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并且日趋尖锐和复杂。
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国来看,基本上不再具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行经济计划化,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部门发展速度和数量指标,作出计划指导,进行协调平衡。这种宏观调控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加强。同时随着国家垄断资本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次上全球拓展,把生产变为全球性的社会化。而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社会化生产的组织者,成为国际间的商品、技术和资本流动的主要参与和载体。
生产的国际化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要素受国家地域限制的前提,由此冲击到了传统的国家调控机制:资本的流动和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超越了传统国家政府的控制范围,因此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这些生产因素。其活动基本处在场所基本处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以追求全球范围内最高利润为最终目的。其结果必然在全球范围导致生产发展的盲目性,而由于跨国公司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度的内部组织性,所以其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的扩张十分迅猛,一旦产品在市场上过剩,其影响往往波及一系列的国家和地区,引发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动荡或危机。
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必然造成资本生产无限扩大与有限的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增值关系全球化,资本的生产必然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然而资本生产的扩张却受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制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世界市场的消费力既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生产力,也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世界范围内以不平等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分配关系,一方面使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消费力受到资本积累和扩大资本生产规模的限制。
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另一新的矛盾是无限追逐利润与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态环境日益“荒漠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把这种发展模式以及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扩展到全球范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危及全球的环境污染具有畸形性、片面性。
它带来了资源的严重浪费、环境的污染等文明效应,破坏了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平衡。同时全球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的扩大化,环境恶化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粮食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由此造成的“生态文明危机”,已经严重危及人类文明的根基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突出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又一个新的矛盾形式。
就国内来看,经济全球化进一步破坏了战后建立起来的劳资关系中的平衡和妥协,加强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权力,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地位,造成了社会结构层面上日益明显的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资本跨国流动能力愈来愈强,它不仅能够摆脱国家的原有支持,而且在与国家的谈判关系中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国家不得不屈从于全球化中资本的压力。资本要挟能力的提高迫使国家为了留住资本而降低税率,取消管制,改革福利制度,减少成本,出台优惠政策。
经济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冲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政治领域里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向世界强制性推行强权政治的“民主文明”与争取世界实现真正民主化的矛盾和斗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力图用自己的政治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去改造发展中国家,对于俯首听命的国家施以经济援助予以鼓励,对于不服从他们意志的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
从文化方面来看,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他们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文化普遍性口号下力图取消文化多样性,试图将弱势民族及其文化整合到一个由强势国家和民族所控制的、“同质的”世界文化之中,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的“相同的消费主义模式”。
经济全球化也未缓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为一个既对立又统一,既依存又排斥、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体系。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矛盾目前主要通过贸易、投资和货币展现出来。在贸易领域,由于各国之间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和市场开发程度存在差异,且这些因素又处在不断变动中,因而导致相互之间的贸易失衡,常常引发贸易摩擦和“贸易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展。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入了一个“二律背反”的空间,即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使资本主义重新焕发生机的同时也会减少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外部化成本的释放空间。尽管在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没有达到极限值。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这种远胜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确实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发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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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和实践价值取向上走入了非生态化的误区, 这是导致生态危机加剧的首要思想根源。其误区不仅有着来自世界观、认识论等方面错误观念的影响, 而且有着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非生态化影响, 这包括在价值取向上经济利益最大化、消费享乐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观念的影响, 以及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上的错误影响。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非生态化影响, 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经济发展观; 资本主义; 意识形态; 生态文明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非生态化影响
当代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首先当归之于传统经济模式下种种非生态化的经济决策和行为, 而思想根源则要归结为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决策取向上走入了非生态化的误区。其误区不仅有着来自世界观、认识论等方面的错误观念及其影响, 而且有着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影响。从价值哲学上看, 这种影响可分为两方面: 一是在价值取向上的非生态化影响,二是妨碍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正确的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非生态化影响, 对于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来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按马克思的观点, 资本主义社会属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 ,其中的“物”就是指金钱、资本、财富、土地、机器设备等物质利益因素。实际上, 对物质利益的高度追求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为突出的特点。经济利益最大化、无情竞争、消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观念, 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也都鲜明体现着这一特点, 它们作为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核心范畴直接在决策的价值取向上发挥作用,引导经济发展走向非生态化的误区。这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经济利益最大化可说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生俱来的基本宗旨和原则, 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流行最广泛的一种意识形态因素。与其紧密相伴的还有自由竞争原则, 因为奉行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结果, 必然要允许和鼓励利益主体之间进行激烈、无情的市场竞争。单纯以获取最大利润和竞争制胜为目标,使得资本主义的商家们对自然和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了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 凡事围绕利益需要来决定取舍, 对环境和资源问题也同样如此。在这种工具理性看来, 对自然赋予的免费资源不加以最大限度的掠夺和利用才是愚蠢。
如此极端功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必然要导致人与自然的对抗以及对抗程度的加剧。事实上, 正是在利益最大化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引导下, 传统经济模式在20世纪最终演变为一种“三高一低” (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 的发展模式, 一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利益最大化原则还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决策, 导致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狭隘发展观, 以及把GDP增长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惟一测试标准的GDP政绩观, 盛行于世, 并影响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
当然, 导致在经济发展上唯利主义盛行的原因, 也涉及到人们普遍未能认识到地球生态承载力的有限性等因素, 但应认识到这些因素对于利益主体的决策的影响仍是有限的, 对于那些奉行“赚钱第一”的利益主体来说, 唯利是图、无情竞争的价值取向才是第一位的抉择。事实上, 即使是在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现时代, 资本主义国家仍不时出现企业出于赢利和竞争的需要仍然昧着良心向环境排放高污染物的事件, 如1953 - 1956年发生在日本熊本县水俣镇的水俣病事件就是一例。
1956年, 日本氮肥厂医院已经发现水俣病病因与工厂排出的含汞废水有关, 但厂方却责令厂医院严加保密并拒绝承认事实, 当地政府也基于利益考量而极力反对公开事实真相, 直到1968年氮肥厂才停止排放废水, 12年时间里致使水俣病在当地不断蔓延,受害人数多达上万人, 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可以说, 缺乏生态伦理规范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以及竞争原则, 因其往往不考虑企业以外的人和社会的利益, 不考虑子孙后代、其他生命以及自然界的利益, 因而是不公正的[ 2 ] , 不仅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 而且还会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
(二) 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加剧了生态危机
随着20世纪初福特流水线生产模式的广泛应用, 加上借助大众传媒、分期付款等营销手段的种种创新, 消费社会逐渐在美国兴起, 特别是自凯恩斯提出消费刺激生产”的理论以来, 西方国家纷纷奉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法宝, 使得二战后消费社会在西方普遍兴起, 消费主义以及作为其伴侣的享乐主义已取代传统消费观而成为普遍流行的主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有力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然而, 从生态文明角度看, 消费享乐主义引导消费大众进行超前消费、奢侈消费、一次性消费等, 使经济模式演变为一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发展模式, 特别是它鼓励人们去追求与真实需要无关的时尚、地位、身份等符号价值, 追求工业社会创造出来的从外部强加给个人身上的许多虚假的需要, 如“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 , 直接将国民消费欲求引向物质主义的歧途, 造成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浪费, 使得消费社会中“浪费式消费已变成一种日常义务” ; 而且它也导致大量污染性垃圾的产生和排放, 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同时, 它还造成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等文明异化现象, 导致人们的精神需要日益贫乏和空虚, 如美国学者指出的: “由于被消费主义所蒙蔽, 我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
可以说, 作为经济主导价值观的消费享乐主义, 本质上是一种不利于环保、资源节约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物本主义消费观, 反映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人们不择手段追求最大利润的贪欲。而且, 过度偏向于超前消费, 缺乏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 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毕竟是畸形的, 难免无穷的后患。如美国在2008年秋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虽直接起因于华尔街少数金融商的贪婪造假行为, 但究其深层原因, 美国长期实行的超前高消费、低储蓄和高借贷的畸形经济发展方式难脱干系。从科学发展观来看, 惟有绿色、适度、均衡、可持续、有节制、崇尚精神追求的消费, 才最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人的全面发展的共赢, 但这一点在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未免是一种永难企及的奢望。
(三) 西方中心主义破坏了人类在环保和资源利用上的公平和公正
随着20世纪后期互联网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但作为全球化运动领导者的西方强国, 却从决策到行动都将维护和发展西方强国经济利益为中心作为其经济决策的价值导向, 即奉行西方中心主义。这导致在全球化经济上出现种种与可持续发展要求相背离的不公正现象, 诸如: 在全球化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上不能合理考量发展中国家利益,片面维护西方强国利益; 倚仗其资本和科技上的优势, 扩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富者愈富, 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 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不公正地实施贸易保护主义, 利用反倾销政策抵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 等等。
西方中心主义实质上是利益最大化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观念在经济全球化运动上的体现,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物本主义倾向及其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也存在于经济全球化之中, 这突出表现为西方强国在环保上的不负责任、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的不公正, 以及设法把本国的生态危机转嫁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仅拿温室气体来说,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却一直拒绝签署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
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 普遍存在着富国消费过度、穷国消费不足的现象, 据统计: 占世界不足1 /5的发达国家消费了地球资源的2 /3, 制造了4 /5 的垃圾和污染物, 仅占世界人口6%的美国人就消耗了地球资源大约35%。富国对穷国输出工业垃圾, 也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 占世界95%的有毒垃圾是由20多个发达国家生产的;按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 发达国家以每年5千万吨的规模向国外转移有毒或危险的废物, 正在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其“垃圾场”。近十几年来, 也有成千上万吨难以统计的“洋垃圾”以各种形式运进中国, 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一些西方企业还到一些环保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建厂, 既利用了他国资源, 又逃避了生态责任。可以说, 经济全球化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实际上是在直接损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利益, 以及人类的长远利益。
(四) 狭隘功利主义导致科技成果的非生态化滥用
近代科技革命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上的辉煌成就, 以及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出的巨大作用, 使人们普遍把科学技术看成是改造自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也使得科技创新观念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科学主义和技术统治主义就是其具体表现。然而, 这种重视科技生产力的意识形态却明显缺乏环保思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往讲述生产力的教科书来了解,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科技是生产力中第一要素等众多论述, 但绝难找到环保、节约资源的思想。
它实际上是将大自然看作是要用科技力量予以征服和改造的敌人, 是借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手段, 而不是予以保护、关怀的对象, 反映出传统经济发展观在科技创新上的狭隘功利主义, 根本不顾及科技成果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事实上, 在这种狭隘的创新功利主义影响下, 企业研发往往不考量环保、资源、卫生等因素, 缺乏关于新产品、新技术对生态、资源、人类健康以及文明进步可能造成的危害性的前期研究,结果导致科技成果被非生态化滥用的事件不断发生。如20世纪美国杜邦公司发现和使用氟利昂而导致臭氧层破坏等环境问题, 就是一例。
需要注意的是, 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已开始重视科技创新的生态化导向, 一些公司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回收等方面很重视环保和节约, 这是生态文明进步的表现。然而, 从社会制度上看, 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等矛盾的解决涉及到对不同利益群体和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以及现有资源的公平分配, 这在以私人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要遇到巨大的制度障碍。近些年来在西方出现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 就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要真正建设生态文明, 还是需要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制度的支撑。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在人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上, 也有着相当的错误影响。所谓事实认识是关于客观事物的属性、本质和规律的真理性认识, 而价值认识则是对客观事物的属性和功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效用、意义的价值性认识。对于人类成功的实践活动来说, 二种认识构成一种是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 体现着人类实践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从事实认识上看, 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思想误区, 就在于未能认识到人类生态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事实上, 近代人们普遍认为大自然在资源供给和环境净化上的承载力是无限的, 并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思想前提, 具体体现为所谓的牧童资源观。它认为地球就像一个辽阔的草原, 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而人类经济活动则像是牧童在草原上放牧, 可以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地对地球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 依此还可以推出人类经济增长也是无极限的论断, 而且该观点认为自然界在承受和净化各种垃圾、废物方面的能力也是无限大, 因而不必考虑环境问题。
牧童资源观客观上为传统经济模式在资源开采和向环境排放工业垃圾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而使得传统经济模式成为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发展模式, 并且以“三高一低”作为其突出特征, 结果导致传统经济在20世纪终于趋近到地球生态承载能力的极限, 并产生如下严重后果: 一是因过度消耗资源而导致石油、煤、天然气、淡水等自然资源严重短缺, 若干资源濒临枯竭; 二是因无节制地排放工业垃圾, 正在将地球变成一个危害生命健康的大垃圾场。
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事实认识上所受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影响, 通常表现为利益主体对于环境和资源生态承载力的有限性等事实认识有意无意的无视或抹煞, 以及在经济决策中将环境和资源问题不予考量或放在次要位置上等现象。虽然从哲学上说, 事实认识一般构成正确价值认识的基础, 但现实中人们若发现事实认识不符合其价值或利益要求, 往往可能不予理睬, 甚至加以歪曲。如列宁就曾引过一句著名格言: “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 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把握这一点十分重要。
从价值认识上看, 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思想误区则在于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在近代工业文明时代普遍流行的价值观, 它将人类视为自然界的最高主宰和统治者, 将自然界则看作可以任意肆虐、奴役、征服的对象, 将人的利益和需要作为衡量自然事物价值的根本尺度。从历史上看, 人类中心主义张扬了人类的主体意识, 对于激励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但它把人类的主体性片面推到极端, 也造成了重大思想缺陷, 这包括: 盲目藐视大自然, 忽视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负面影响; 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简单看成是主仆关系, 忽视了人类的起源和自然属性; 无视其他生命的存在价值, 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待野生动物,缺乏关怀其他生物的生命伦理意识; 盲目崇拜和滥用科学技术, 忽视了科技成果的局限性; 在方法论上采取人天分离、主客对立的二元论方法, 缺乏从整体、系统、互利的角度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全面认识, 等等。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价值认识的非生态化影响, 突出体现在利益主体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支持和强化上, 如上文所述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等价值取向, 就支持和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影响下, 资本家利益阶层往往以人类利益的代表自居, 但实际上,在以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 人类中心主义并不能真正代表人类的根本利益, 它代表的其实是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的利益, 体现的是已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资本家利益阶层的自我中心主义。这是导致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得以盛行的深层意识形态根源。
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非生态化影响,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和把握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的误区是十分必要的。忽视这一点,只知道从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高度探讨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 就难以从人们的普遍价值取向和潜在心理动机上深刻把握导致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深层社会思想根源, 从而使认识流于表面化、形式化, 因而也难以为有关的经济发展和生态治理的决策提供切合实际的理论指导。当然, 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许多生态化的积极因素, 如绿色和平运动、环保公益活动、家电回收利用等, 历史上最早的生态运动也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 我们应将它们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针对公害事件而产生的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来认识、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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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Ecology),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定义的一个概念: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目前已经发展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的比较完整和独立的学科。它们的研究方法经过描述——实验——物质定量三个过程。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概念和方法的引入,促进了生态学理论的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背景剖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成为现代生态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美国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代表了这股西方思潮的最新和最高水平。通过对其理论背景的分析,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提供借鉴。
【关键词】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和谐社会
自人类诞生之日起,自然界就有了对立面,它不再是一个按照缓慢节奏进行演化的自在世界,而是逐步变成了人化自然,但人们改造自然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自然的损害。工业革命以前,人类干涉自然界的能力较低,规模较小,其消极作用不易察觉。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空前繁荣就一直伴随着严重的生态问题,特别是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然而,由于人类对生态重要性和生态资源的无知,不顾自然规律的要求,狂妄地“向自然宣战”,粗暴的“战胜自然”,使人类赖以存活的自然生态失去了平衡。当人类还在为控制自然沾沾自喜时,自然已经向人类展开疯狂报复:资源短缺、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人口爆炸等,这一系列问题已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
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说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严重脱钩,我们正处在人类与地球关系的历史拐点上,人类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各个国家、各个阶层的人们都为此殚精竭虑、出谋划策,力图扼制自然生态的进一步恶化。马克思主义由于其理论的开放性,对于生态学的思考成为其理论的增长点。一些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生态环境问题做出了理论回应,由此出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
(一)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对福斯特的思想研究主要是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有批评其理论的,还有肯定其理论的。批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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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主权债务危机自2009年爆发以来,对欧洲乃至全球形成了极大的负面作用,国际金融系统稳定性受到冲击,全球经济复苏受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欧债危机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欧盟1997年通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为了防止欧元区通货膨胀,欧盟特别强调了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的规定。但欧盟的这一规定未能真正限制成员国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利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以引发欧债危机的希腊为例,希腊在2001年加入欧元区后,利用欧元区当时实行低利率政策之便,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举债搞投资,刺激经济发展。从2001年到债务危机爆发前的近8年间,希腊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借贷拉动。希腊人滥用廉价资本带来的便利、拼命举债的结果是对生产要素的过度的透支,一旦遭到外来的冲击,经济增长将很快出现停止,抗风险能力极其脆弱。为了维持日益增长的高福利和社会保障,政府举债规模不断扩大,造成财政入不敷出。当政府债务风险积累到一定临界点,导致危机的爆发。
从表面上看,欧债危机是欧洲国家高福利政策导致的政府债务负担问题,但从实质上看,一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核心利益冲突的必然结果,二是部分欧洲国家未能处理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关系协调问题。就前者而言,众所周知,美元的强势地位是美国确保其对世界金融体系操纵的基础。欧元的问世在为欧元区带来一系列有益的变化的同时,却对美国构成了一系列的威胁: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影响了美元长期左右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格局;随着美元强势地位的弱化,其他经济体对美元储备数量调减,美国通过发行货币所获得的收益减少;作为同样是债务依赖性很强的美国和欧洲,欧元的地位越强大和稳固,越会在债券资源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元的弱化,将使美国逐渐失去对债务的自由稀释便利。也就是说,欧元的问世对美元构成了直接的挑战,欧元的问世促进了国际金融格局的调整,却削弱了美元的霸权地位,降低了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因此,阻止欧元的扩张,确保美元的地位
不被削弱是美国强权经济的核心利益所在。从这个角度思考,美国对于欧元的扩张存在戒备心理,在必要的时候,通过对欧元的狙击来捍卫美元霸权地位是维护美国核心利益的必要手段。就后者而言,一国经济的增长和持续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壮大和合理的产业结构,一旦脱离实体经济,必然出现产业空心化格局。南欧国家在“去工业化”过程中逐渐脱离制造业,片面发展服务业和地产业,形成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缺乏坚实的产业根基,将削弱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并产生严重的对外依赖。在此情况下,随着工资和物价的上涨,劳动成本增加,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减弱,加上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方放缓,政府维系高水平的社会福利的基础越来越脆弱,导致经济自身运行所创造的财富无法维持高福利,需要通过举债维持日益艰难的收支平衡。
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引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部因素、内部体制、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失衡的产业结构、难以协调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老龄化趋势、难以持续的高福利政策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了欧洲主权债务危的爆发。欧债危机虽然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欧洲的内部问题。
1.欧债危机的外部原因
就外部因素而言,次贷危机是欧债危机的主要外部原因。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全球,欧洲在很短时间内遭受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为了应对危机,欧洲各国不得不救助处于困境中的银行业,使政府负担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激增。当美国次贷危机波及欧洲短期资金市场时,造成流动性紧缺,一些银行融资出现困难,引发了挤兑现象。2009年6月,欧洲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欧元区综合性银行大集团的资产大幅减少,各大银行在债务期限陆续临近时,普遍面临周转困难,加剧了欧洲银行资本金短缺的压力。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欧盟各国提供的金融救市资金总额累计接近3.5万亿欧元[1],其中,绝大部分用于提供担保以扩大银行资金,缓解信贷紧缩的局面。另一方面,欧洲向美国提供救助造成一定程度的“失血”,从而使欧洲在随后面对自身的债务危机时显得捉襟见肘。次贷危机改变了欧洲各国的收支状况。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从2008年10月起,欧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在经历了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出现急剧下滑。经济增长减缓,造成消费需求减少,政府收入随之下降。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全球许多国家纷纷出台了各种各样的庞大支出计划,欧洲也不例外。欧洲一些原本是小政府的国家也开始向大政府转变,以拯救经济为由,各国政府开支急剧增加,进一步加大了原本巨大的政府债务,致使天量债务加身。各经济体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就业和经济增长,加大了财政负担,从而导致了主权债务风险的积聚,不断演化为危及全球经济的主权债务危机。
2.欧债危机的内部原因
一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原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欧元区北南之间在竞争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是欧债危机的根源。包括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在内的“地中海俱乐部”成员国经济竞争力一直低于德国等欧元区北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欧元区国家为了维持社会福利,导致政府负责攀升,形成巨额政府赤字,政府为了救助处于危局的银行业也加大了财政负担,政府的过度负债行为导致欧债危机的爆发。
二是失衡的产业结构。刘明康分析认为,一些南欧国家产业畸形发展,服务业和地产业快速发展,实体经济相对脆弱,出现产业空心化状态,产业竞争力严重削弱[2]。无论是引爆欧债危机的希腊,还是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存在明显产业畸形发展的倾向,其脆弱的实体经济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难以抵御外来因素的冲击。
三是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矛盾。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勇从深层次分析了欧债危机的原因,他认为,欧盟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是引发危机的根本原因。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各成员国自主决定财政政策,使欧元区国家在面临经济问题时只能采用财政政策手段,造成巨额赤字和政府债务[3]。欧元区的制度缺陷使成员国不能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只能片面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造成政府对债务的高度依赖[4]。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各成员国自主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在货币联盟条件下各成员国只能通过扩大财政赤字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尽管《稳定与增长公约》对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规定了上限,并对超过上限的成员国采取相应的制裁手段,但在统一货币政策框架内,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一旦超过限度,会迫使联盟内利率上升,财政政策扩张所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可以使成员国将财政赤字的代价转移到其他国家,从而加大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压力。就欧元发行机制而言,作为欧元区的成员国,必须接受欧元的发行机制,而这一机制会使各成员国政府债务失去在极端情况下的解除机制。加入欧元区后,不能通过增发政府债券的方式实现展期限,用跨期手段为解决危机争取充足的时间,也不能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增加货币发行,通过货币贬值减轻债务压力。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使主权债务危机无法通过财政转移手段加以解决。
四是老龄化与高福利政策。李勇认为,危机爆发的社会原因是为了支撑高福利而导致刚性的社会保障支出。刘明康认为,南欧国家存在崇尚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高消费、高举债的通病,使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国家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由于欧元区各国缺乏必要的协调,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税和社会福利政策相抵触。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受到削弱,长期形成的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只能通过政府举债支出加以维持,造成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债务增加。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巨大的政府福利支出使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在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不能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缺乏足够经济支撑能力的高福利制度下通过财政紧缩削减工资和福利,必然加剧社会矛盾。[5]
五是缺乏有效的监管。刘明康认为,在缺乏有效监管情况下的金融创新增大了金融系统风险,从欧盟层面看,金融监管欠缺力度。《社会科学报》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4月7日发表了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沃尔夫冈•明肖的文章,他认为,危机的起因是欧洲大陆宏观经济的失衡与未能受到有效监管且过分资本化的银行体系联合作用的结果。[6]
欧债危机对加强我国经济安全运行的启示
通过对欧债危机进行深入分析,对我国加强经济安全运行有诸多启示。
1.把握合理的宏观政策刺激尺度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一个主权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两个最主要政策工具。两种工具通过松紧搭配的多种组合可以对经济运行实施有效调节,以求达到既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正如美国投资家索罗斯所言,任何一种成熟完善的货币体系都离不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共同作用,在出现困局时,央行提供流动性,财政部门负责处理公共债务[7]。欧债危机的爆发告诉我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需要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宽松的政策虽然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一旦投资规模脱离了实际,必将隐藏巨大的风险。因此,中国面对危机冲击和经济下行风险而出台相应的刺激政策时一定要掌握一个合理的尺度,既要防止因刺激而造成的产能过度扩张和政府负债的过度膨胀,又要防止政策的脉冲式调整对经济所产生的过大波动。如前所述,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矛盾是引爆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事实告诫我们,无论是动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一定要充分考虑两种政策的协调性,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调控必须适时、相机、协调使用两种政策手段,才能达到理想的调控效果。
2.加强监管,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的一个突出的焦点问题,虽然,地方政府债务在公益性基础建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存在比较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政府违规担保,二是一些地方政府超越自身财力举债,使政府偿债率高企[8]。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大幅增加到10.7万亿元,占当年GDP的27%。虽然总量可控,总债务比也低于国际警戒线标准,但我国地方政府违规担保问题比较严重,且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绝大多数来自于银行体系,存在巨大的结构性风险。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激增,一旦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引爆风险,不仅会加重各级政府财政负担,还势必对我国金融系统造成巨大冲击。鉴于欧债危机的深刻教训,我们应认真审视政府债务问题。虽然这几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从逼近3%的国际警戒线回落到2%左右,赤字占GDP的比重也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地方债务迅速扩张所隐藏的问题却不容忽视,应注意风险防范,特别是加强对潜在风险的防范,强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管理,增强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做好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防范工作应侧重思考:加强和规范债务管理,建立整体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掌握各类债务的具体情况,理顺和清晰界定投融资平台与政府的关系;加强发债管理,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无偿还能力的负债;适当调整地方和中央收入分配结构,适当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分配比例;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审计,实行动态监管,要防止地方债务导致的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应加强对平台融资项目的跟踪监测,落实项目资金的用途;建立健全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把地方债务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严禁融资平台公司的相互担保,重点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以及由此引发的信贷风险和财政担保风险,深入探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转变为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的传递路径,建立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严控借新还旧的做法;加强地方债务发债主体的培育,改变现有的单纯依靠银行信贷的筹融资方式,逐渐向市场化筹融资方式转变,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降低银行风险和国家信用风险的几率,促进地方债务融资平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明确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逐步从竞争性行业退出,通过出售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经营性项目的方式,偿还公共产品投资项目的负债,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率。
3.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国家经济兴衰的基础,欧债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失去了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支撑。以引爆欧债危机的南欧国家为例,产业结构不合理,片面发展服务业,实体经济脆弱,经济遭受外来冲击时,缺乏维持经济增长的实体经济的支撑。相比之下,同样是欧元区的德国,其建立在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基础之上的发达而稳固的实体经济不仅使其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迅速消除危局的影响,而且其明显的产业竞争优势能够使之成为稳定欧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中流砥柱。可见,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才能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才能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同时,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拓宽地方财政收入渠道,才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实现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发展实体经济,壮大制造业的实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打造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根本保障。
4.调结构,促转变,优化经济增长方式
长期以来,投资和出口是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人口红利不复存在、资源供给日渐短缺、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紧迫形势下,怎样改变过度依靠投资和过度消耗资源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尽快调整经济增长结构,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我国经济未来是否平稳发展的关键所在。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最关键的就是要通过建立良性的机制,提高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降低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虽然欧债危机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次危机也为我们提供了促进我国改变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机会。避免依靠增加投资和过度消耗资源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向以内需为主转变;通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公众收入预期,减少支出预期,提高内部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强大的内生动力;通过合理的机制消除内外资之间的歧视,激活庞大且日益边缘化的民间资本,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的形成有挤出效应,使民资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新的活力;加快调整出口战略,从主要依靠欧美市场向更具广阔市场空间的新兴经济体市场转变;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整产品结构,加大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能力,壮大制造业,培育产业核心竞争力。
5.加快健全社会福利制度,构建多重社会保险体系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加快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已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虽然高福利支出是主权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应认识到,富裕的民众是保持社会稳定、避免社会危机的基础。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都没有引发社会危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和欧洲的民众自身具有很强的抗风险的经济基础。相比之下,处在发展阶段的我国,长期以来处于高税收、低福利的状态,这种状态虽然不会重演建立在高福利基础上的欧债危机,但我国抗击债务风险的民众基础极其脆弱。一旦出现系统性经济危局,就可能因缺少福利环节的缓冲而直接引爆社会危机乃至导致社会动荡。与福利国家相比,低福利的我国民众更缺乏安全感,这也是制约我国公众消费、内需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通过加大福利投入,尽快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健全社会福利制度,解决民众的后顾之忧,提高民众抗风险的经济基础,才能从根本上拉动内需,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当然,推进福利制度建设、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要把握合理的尺度。随着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推进,相关的福利支出也会越来越大,政府加大社会福利支出需要把握合理的尺度,福利支出的增长要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要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实现福利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否则就会加大政府的支出压力。虽然政府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主导力量,但如果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完全由政府负担,势必加重政府支出的压力。欧债危机的一个主要教训就是政府为维持高福利支出而背负巨大的财政包袱。因此,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应充分动员社会各方的参与,除了政府以外,要充分借助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构建相互结合的多重保障体系。在这个多重保障体系中,由政府负责最基本的保障,由市场和社会各方负责商业保障和补充保障。
一、欧州债务危机的爆发
2009年12月,国际金融评级机构下调了希腊的主权评级,欧洲债务危机开始显现。由于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希腊的债务危机仅仅是希腊国内的经济出现的一些波折,更认为希腊的经济规模较小,其债务危机的影响不会进一步扩大,因而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与重视,更没有及时采取救助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11年1月11日,穆迪公司警告葡萄牙,假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其国内的赤字,将调降该国的国债信用评级。至此,希腊已非危机主角,整个欧洲都开始受到债务危机的影响,即使像比利时这样的外界认为经济较为稳定的国家,以及欧元区内经济实力较强的西班牙,都被发出预警,称其在未来三年中的赤字将会居高难下。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德国等欧元区的经济龙头强国也开始受到危机的影响。这时,在国际外汇市场,欧元汇率大幅下跌。随着投资人对经济前景的信心降低,欧洲股市遭受重挫,整个欧元区跌入了成立以来的冰点。对于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于2010年5月10日凌晨,达成了建立一个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的共识,以构建新的欧元区金融市场稳定机制,避免危机更进一步的蔓延。但是这些努力与救助收效甚微,2010年9月20日,标普公司下调意大利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为负面。意大利高筑的债台令市场感到担忧,该国负债达1.9万亿欧元(合2.6万亿美元),相当于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120%。这使得意大利想要再融资变得十分困难,其抗金融风险的能力极为脆弱。高盛(GoldmanSachs)表示,在2012年结束之前,意大利有将近3800亿美元的债务需要进行展期。至此,欧债危机全面爆发。
二、欧债危机形成的原因
(一)欧债危机的发生与欧元区形成的历史和制度设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历史上,欧洲经济版图内,西欧的发展水平要远远高于东欧各国。在欧盟扩容之初,其设想是期望把东欧作为新兴经济体而让其发挥作用:一方面为西欧的产品提供市场,另一方面向西欧提供丰富的廉价的劳动力。但事实上,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普遍选择的是加速提高国家的福利社会建设,对盟内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制度方面,在2002年欧元代替了12个欧盟国家的货币,并作为唯一货币通行进而形成欧元区后,其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制度设定,也为这次欧债危机留下了隐患。欧元区虽然有统一的央行和一体的货币政策,却没有制定与之相适应的一体的财政政策。这种制度的框架,让众多的成员国遇到外部冲击时(如金融海啸),很难灵活的根据本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特点,及时采取相应的、能够对危机有应急作用的货币政策。例如,当希腊遭遇债务危机时,不仅不能通过贬值货币来刺激出口贸易振兴经济,在国内也不能增发货币以此来减少政府的债务。加之欧元区各成员国多年来对《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关于政府财政的约束性条款,几乎置若罔闻,等闲视之,致使欧元区各国政府债台高筑,积重难返。欧元区经济制度的设定,已经非常不利于欧元区内各国采用灵活的政策办法与措施,来调控指导经济的发展,而欧元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具体制订和实施更加剧了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从货币政策来说,由于统一的欧洲央行(ECB),受到原先德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影响———以维持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这便导致了货币政策的僵化,特别是在面对经济危机时,ECB对利率的反应速度和调整力度远远不及美国(图1反映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和美国的利率调整情况),甚至对比欧盟内的瑞士、挪威、英国、瑞典,注入流动性也显得相对不足(图2)。从财政方面来说,其财政困难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货币联盟的制度安排,意味着ECB不可能允许以通货膨胀的方式缓解各国的财政压力;其次,因为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愈不发达国家愈难以通过经济发展来不断降低债务占GDP比例,即“分母策略”的不可行;第三,欧元区国家的公共债务比率越高,主权信用评级越低,其借债的利息成本越高,这就更加提高了债务偿还和展期的难度。这些历史和制度方面的因素形成了欧债危机爆发的前提。
(二)近年来欧元逐渐大幅升值,成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诱因
1999年欧元作为通行于世界的货币开始了流通的历程。其兑美元的比价先从1.01贬值到0.85的低点,之后一路升值到2008年7月的1.58,其间累计升值达86%,与欧元诞生之日相比已升值了50%还多。欧元币值大幅提升的直接后果,就是欧元区各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受到投资人非理性的追捧,这就造成欧元区各国政府相应的举债成本十分低廉。像高盛等投行为了自身的利益,还帮助希腊政府做假账,粉饰掩盖其真实的财政状况,为希腊政府举债铺就便利通道。这就更加促使欧元区各国政府不负责任的滥性举债。而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资本市场对欧洲经济前景很不看好,再加上欧元又大幅贬值。其兑美元的比价一度下跌至2010年6月份的1.20附近,为近四年来的最低点(见图3)。这就直接导致了这些举债过度的国家难以持续借债以延缓危机。
(三)欧洲银行业超越自身能力进行信贷扩张,从而大大增加了经营风险
欧洲银行业信贷扩张最明显的指标是欧洲银行业的杠杆乘数(即总资产与核心资本之比)甚至超过受次贷冲击的美国银行(见图4)。尽管欧盟在2011年7月23日公布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在91家受测的欧洲银行中,只有7家未能达标。但由于欧盟在此次测试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未将至关重要的GIIPS国家主权债务违约的风险列入测试内容,而其最低核心资本率(tier-1capitalratio)的设定也远远低于全球银行同行的水平,因而不能消除市场对欧债危机向欧洲银行业蔓延的担忧。
(四)近年来欧洲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使得欧元区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逐渐丧失了竞争活力
欧元区各国政府实行超越本国经济实力的福利制度,极大地抑制了欧元区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并导致欧元区国家长期的结构性的经济发展的低增长与高失业。事实上,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前,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就远低于美国,而失业率指标远高于美国。这就像一个人借了大量的债务,但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偿还债务,这是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
三、欧州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
首先,欧债危机直接地影响了欧洲经济的发展。由于欧债危机直接涉及到欧元区的金融行业:一方面,欧元区银行大都持有政府债券,而其持有的其它债券也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担保,因而主权信用降级损害了市场对欧洲银行的信心。而且,一些国家的借款成本因财政困难而攀升。由于担心交易对手的信用情况,欧洲银行间市场风险上升。这两项因素都抬高了欧洲银行业在资本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欧洲银行业的困境,又加深了市场对欧元区国家主权信用的疑虑,因为欧元区内的一些政府原本已经承受着巨额赤字,而且难以控制公共债务的膨胀,但需要其救助的银行却越来越多。这个恶性循环很难自我终止,即使是欧洲的大型商业银行,其信用资产的CDS报价目前也居于高位。这就导致了欧洲金融行业面临着比较高的系统风险,而且一旦金融行业风险加剧,购买了大量欧元区国债的美国金融行业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这有可能会再次形成全球的金融危机,从而导致全球经济的二次探底。欧州的债务危机不仅威胁到了欧洲的金融行业,而且已经蔓延到了实体经济,并对实体经济造成了损害。由于债务危机直接导致欧元区政府所发行的债券收益率攀升,使得政府的融资成本大幅上升。而企业债券和CDS价格的制定,通常把国债收益率作为无风险(risk-free)的标准收益率参考。所以欧元区各国国债收益率飙升的直接后果,就是其国内企业在债券市场的融资成本提高。欧元区各国主权债务的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到市场,给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使得这些国家的企业信用评级也大幅下调,致使其融资成本极大的提高,进而推高其产品价格,降低在世界市场竞争力,使其实体经济受到极大的戕害。处于欧债危机中的各国政府财政恶化,迫使其融资需求大幅提高,极有可能在资本市场对非政府掌控部门产生“挤出效应”,间接地抑制民间投资,阻滞了经济增长的步伐。
第二,欧债危机的爆发给美国经济的复苏造成了负面的影响。2011年以来,欧元对美元已累计贬值15%以上,这种情形已经抑制了美国对欧洲的出口。美国自身的经济复苏正处于步履维艰的阶段,现在又受到欧洲债务危机、欧洲经济复苏进程放缓的拖累,其对欧洲的贸易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打击,贸易额持续走低。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必然导致美国经济复苏的进程大为放缓。不仅如此,欧债危机还给涉入其中的美国银行带来巨大的违约风险,大大降低了其资产质量。一些美国的大型投资银行,深陷欧债危机的漩涡之中,面临严峻的考验。如摩根大通在GIIPS五国的风险敞口为363亿美元,约为其核心资本的28%。而摩根士丹利在五国的风险敞口为324亿美元,占其核心资本的比重高达69%。这不仅引发了市场对这些银行的资本结构的担忧,更引起了人们对美国的银行业可能会出现多米诺骨牌式的垮塌效应的联想。事实上,自2011年四月以来,随着欧债危机的发展与蔓延,以上两家公司的股价,在一个季度内下跌了近20%。受其拖累,同期的道琼斯指数也出现宽幅波动,并结束了近一年来的上涨行情,在一个季度内下跌了10%以上。这预示着欧债危机确实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经济。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这样认为:虽然欧洲债务危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未全部展现,但是由此引起的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恐慌与忧虑,势必给投资人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并将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第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低估。欧债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有着消极与负面的影响,从短期来看,无论是通过金融渠道还是贸易渠道,欧债危机会给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复苏带来阻碍。因为欧债危机仍在持续与发展,如果危机进一步传导,那么法、德等欧洲核心国家的主权债务就会引发深层次的危机,其债务风险的敞口可能会成倍的放大。假如政府债务违约,将可能出现银行以及其它债权人因遭受损失进而连环套似地违约,甚至破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将恶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增加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困难。从中长期看,由于欧盟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原因,欧元区的复苏会相当缓慢,甚至出现反复。这就要求我国在储备货币多元化方面必须进行适度的调整并采取新的应对措施。对外贸易方面,由于欧元的持续走弱,欧洲各国对外需求下降的情况在短期内不可扭转,过度倚重对欧出口将会给我国经济的长期走势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中国应努力拓展国际市场,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以分散市场风险,优化对外贸易结构。
总之,欧债危机的爆发给世界经济蒙上阴影,同时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我们要认真分析研究欧债危机发生发展的趋势,并努力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以便采取较为正确的政策与措施消除其负面的影响,使中国经济在健康顺畅的轨道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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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管理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世界上许多经济社会发达的地区和城市都在致力于道路交通管理方面的研究,通过对道路交通依法管理和科学管理,从而实现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便捷、环保的总体目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道路交通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1.我国旅居车道路通行管理问题解析
1.1旅居车注册登记问题
旅居车注册登记问题我国机动车注册登记是以《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为依据,在2008年之前,该标准并未明确旅居车注册登记的类型,各地公安机关注册登记的旅居车出现了“专用客车”、“专项作业车”等不同类型的登记属性。此外,《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的1997至2004多个版本中均未有“旅居车核定人数不超过9人”的规定,根据GA802-2008中的分类,自行式旅居车在注册登记还出现了“中型专用客车”。旅居车注册登记的混乱导致了后续的驾驶资格和道路通行难题,同一类型的车由于注册登记属性的不同,在道路上通行的权利不同,需要具备的驾驶资格也不同。如同属于小于6米的自行式旅居车,在机动车公告中不注明核定载客人数,在公安机关注册登记时有可能注册为“小型专用客车”,只需具备C1及以上驾照即可驾驶,也有可能注册为“中型专用客车”,需要具备BI及以上驾照。GB7258-2012、GA802-2014两项新标准的出台有效解决了旅居车注册登记混乱的问题,但在新标准出台之前的历史遗留车辆仍存在管理难题。
1.2旅居车驾驶资格问题
根据旅居车分类及《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第123号令)规定,对两类旅居车驾驶资格有相应的规定。自行式旅居车注册为“大型专用客车”的旅居车,需要持A1驾照;注册为“小型专用客车”的旅居车,持CI及以上驾照即可。拖挂式旅居车需要牵引车才可以在道路上行驶,驾驶拖挂式旅居车需具备牵引车驾驶资格,即A2驾照。对自行式旅居车而言,目前最为典型的问题是车辆长度大于等于6米的注册为大型专用客车的自行式旅居车,需要A1驾照资格,申请人需具备年龄26周岁以上、50周岁以下,且已取得驾驶中型客车或者大型货车准驾车型资格5年以上,或者取得驾驶牵引车准驾车型资格2年以上,并在申请前最近连续五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即驾驶车长大于等于6米的自行式旅居车需要具备严格的驾驶资格,申请驾照周期相对较长、难度较大,也使得旅居车设计时经常限制在6米以内,或者使得超过6米的旅居车使用群体集中在中年范围,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旅居车发展。对于拖挂式旅居车,申请A2驾照需要24岁以上、50岁以下,已取得驾驶中型客车或者大型货车准驾车型资格3年以上,或者取得驾驶大型客车准驾车型资格1年以上,并在申请前最近连续三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即拖挂式旅居车同样面临申请驾照周期相对较长、难度较大的问题。
1.3旅居车道路通行问题
1.3.1牵引车违法改装和通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6条:小型载客汽车只允许牵引旅居挂车或者总质量700千克以下的挂车。我国目前大部分小型客车在车辆出厂公告中并未有后拖钩,注册登记时不会注明车辆具备拖车功能,车辆改装不允许改变此项性质,因此国内上道路行驶的由小型客车拖挂旅居车很有可能存在私自改装的违法行为。《实施条例》第56条也规定’大型载客汽车不得牵引挂车’则目前在道路上行驶的由车长超过6米的旅居车牵引旅居挂车也属于违法行为。此外,道路上行驶的旅居挂车还存在灯光信号、制动、安全防护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情况’甚至有私自焊接拖挂车和拖挂旅居车无牌无证的现象。
1.3.2公路通行限制在普通公路上通行时,部分道路由于设计、管理等原因,桥梁、隧道、局部路段等不具备超过一定高度、载重、宽度的车辆行驶的条件,故采取了限制某类车辆通行的措施。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全挂拖斗车类型的旅居挂车不允许在高速公路行驶。但国内高速公路管理存在分段管理、公司运营的现象,不同管理区段可能存在对旅居半挂车、中置轴旅居挂车限制通行的现象,导致拖挂式旅居车在高速公路上通行不畅。
1.3.3城市道路通行限制由于旅居车类型、尺寸存在巨大差舁,道路通行特点也各舁,且具备居住的功能,在当前城市道路交通拥堵形势日益严峻、停车问题逐渐突出的前提下,旅居车在城市道路的通行与停放必然对道路交通运行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城区道路通行问题。自行式旅居车其道路交通运行特征与普通客车类似,对道路交通运行相对较小,目前除采取尾号限行的城市外,并不属于各城市机动车限行范围。拖挂式旅居车道路通行特征与拖挂车相似,不仅需要更高的驾驶资格水平,其在道路上通行时会严重降低道路通行效率,更会对道路安全产生负面影响。二是城区停放问题。目前我国的城市停车问题已然十分突出,停车供需矛盾急剧爆发,违法停车现象十分严重。尤其是对拖挂式旅居车而言,根据现有的停车资源、停车泊位设计情况,无论是路内停车泊位还是路外公共停车场,均难以找到合适的停车泊位。且旅居车具备居住功能,其获得生活补给、实现居住功能等情况不可避免对所停放地点周边产生影响。
2.国外旅居车道路交通管理经验总结
2.1注册登记及驾驶证管理
国外对旅居车的注册登记和驾驶证管理有着严格的规定。英国限制超过12米长和2.55米宽(测量范围不包括驾驶镜,保险杠,灯具)的旅居车注册登记。针对不同类型旅居车,英国采取分级驾驶证管理制度’旅居车驾驶证取决于驾驶人年龄和旅居车的尺寸大小’3.5-7.5吨的旅居车需要取得C1型驾驶证,超过7.5吨的旅居车,需要取得C型驾驶证。澳大利亚针对不同旅居车类型规定不同的注册登记程序,注册登记类型分为轻型旅居车和重型拖挂旅居车两大类五个小类。驾驶资格管理方面,根据货车重量和客车人数规定驾驶资格级别,旅居车一般使用C级别驾照和LR(轻型车驾照)即可。C级驾照可以驾驶4.5吨以下的汽车,不超过12人的汽车(含司机);LR(轻型货车驾照)可以驾驶4.5到8吨的货车和12人以上的客车,所拖挂车不能超过9吨。
2.2道路通行管理
2.2.1全方位的安全防护设施配置欧洲大多数国家根据自身地理、气候、道路交通等条件,规定了旅居车的安全设施装备标准。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诸多欧美国家要求旅居车必须配备反光背心,在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时,所有乘客和驾驶员离开车辆必须穿戴反光背心;车辆轮胎花纹夏季不低于1.6mm,冬季一般不低于4mm,个别国家要求车辆配备冬季轮胎;随车携带防滑链,仅允许恶劣天气使用,但不得破坏道路。此外,还有对牵引绳、备胎等要求。
2.22严格的通行和停放规定欧洲国家规定了不同类型旅居车在不同类型道路上行驶速度。针对旅居车在城市道路通行问题,欧洲国家主要采取限制性措施,严格限制拖挂式旅居车进城通行,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意大利等诸多国家规定旅居车通过桥隧、城市道路时需缴纳特别通行费用,其中德国还根据车辆排放等级限制其可通行的区域和道路。对于旅居车停放问题,欧美国家一般规定旅居车允许车辆在露营地以外的野外露营,且需要遵循指定的道路、停车泊位上停放,不允许车辆停放在国家公园或自然保护区内。同时,各国根据本国道路情况、车辆情况制定了双车道公路、其它道路等不同限速规定。建成区道路上’大部分国家对拖挂式旅居车、自行式旅居午最高限速普遍定为50km/h,以保持安全的运行条件。在市郊道路上,拖挂式旅居车限速一般为70km/h,小于3.5吨的自行式旅居车限速一般在90km/h,大于3.5吨的自行式旅居车限速一般在80km/h。
3.关建议
目前,旅居车在我国发展尚属起步阶段,对旅居车生产制造、使用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制定和执行相对较为滞后,引发了旅居车在购买使用方面的问题,既不利于旅居车市场乃至旅游业的发展,也不利于道路交通安全水平的提高,亟需研究解决。围绕旅居车居住和交通两个核心功能,借鉴欧美国家对旅居车的管理经验,结合我国道路交通运行特点,建议对旅居车采取分类管理的基本对策,分别针对自行式旅居车和拖挂式旅居车制定安全驾驶、车辆安全、道路通行和停放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3.1规范旅居车注册登记
旅居车在注册登记中的属性是对其进行道路交通管理的先决条件。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和《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的最新版本,对旅居车的车辆类型进行明确的规定。因此,在旅居车注册登记时,一方面要严格按照规范标准进行登记,避免出现“专用客车”、“专项作业车”等不同的登记属性;另一方面,为更加准确旅居车在注册登记属性,推动工信部门严格、规范按照标准要求发布机动车产品公告,明确旅居车的登记性质。同时,对于我国目前存在的登记为其它类型车辆的旅居车,应逐步换领新行驶证等措施,将其纳入统一管理。
3.2强化驾驶人资质管理
旅居车的道路交通运行特性有别于一般的客车,特别是驾驶旅居拖挂车,对驾驶人要求更为严格。拖挂式旅居车与普通挂车列车相比,牵引方式基本一致,对驾驶安全意识和技能要求基本类似,因此应当要求持有A2驾驶证方可驾驶“拖挂式旅居车”,以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同时’深入研究优化驾驶证管理,探索不同准驾车型驾照可以牵引车辆类型及驾驶培训、考试等要求。
3.3提升旅居车安全性能
旅居车具备交通运输和居住两大功能,因此旅居车辆的安全管理不仅包括车辆本身安全性能的管理,还包括车辆安全设施的配备。一方面,加快修订我国已有的旅居车相关标准,根据道路交通运行安全要求,科学制定旅居车车身、底盘、挂车等安全技术要求,制定旅居车车辆载质量、挂车牵引等方面技术规范,确保车辆自身安全性能符合我国道路交通安全要求。另一方面,根据居住功能和道路交通通行安全要求,制定旅居车消防设施、交通安全设施等随车安全设施的配备标准,提高旅居车运行和停放的安全性。
3.4严格旅居车通行执法
在当前我国对旅居车辆管理较为严格的前提下,部分旅居车上道路行驶存在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如持有A1以下驾照的驾驶人驾驶注册为大型专用客车的旅居车上路行驶,注册登记时未注明具备后脱钩的小型客车或小型自行式旅居车拖挂旅居挂车,旅居挂车无牌无证,驾驶车辆牵引拖挂旅居车时不具备A2驾照,均为现实中多发的道路交通违法现象,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道路交通执法中,应根据旅居车注册登记属性,严格査处不具备上路条件、违法通行的现象,规范旅居车驾驶人出行行为。
3.5细化城区道路通行政策
不同类型旅居车对城区道路交通运行影响差舁较大,建议根据旅居车类型制定其在城区道路的通行政策。对于自行式旅居车,其对正常道路交通运行影响较小,可根据车型参照小型客车或大型客车的通行政策进行管理。旅居挂车在城区道路的通行管理政策中需予以细化,明确将旅居全挂车、旅居半挂车、中置轴旅居挂车等纳入通行管理范围,参照大型货车或拖挂车通行政策管理,限制其在高峰时段使用城区道路,减少道路交通拥堵和排放,提高道路交通安全水平。此外,也可借鉴国外经验,采取收取特别通行费的措施,为其占用道路资源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
3.6加强旅居车停放管理
欧美国家对旅居车停放基本要求其在指定地点停放,禁止在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停故,严格限制其在道路、停车泊位上停放的时间。目前,国内也在积极建设自驾游营地,为旅居车的停放提供便利的条件。由于旅居车的停放不仅是车辆停放的效果,更会产生居住消耗垃圾,因此,需要严格限制旅居车辆停放地点和停放时间,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在城市道路交通管理中,旅居车的停放与通行政策需协调制定,城区道路上及路外公共停车场应禁止旅居挂车在城区道路停车泊位上停放,限制专用客车类型的旅居车的停放时间,并与城市停车收费政策相一致,对旅居车停车收取一定的停车费。同时,严格道路交通执法,严厉打击旅居车辆通行和停放违法行为。
4、结语
旅居车兼具交通运输和居住的功能决定了其有别于一般交通工具设计制造要求和使用待性,具备了客、货两类车型的道路交通运行特征,需对其进行有别于一般车辆的道路交通管理对策。为此,本文针对我国旅居车注册登记、驾驶资格和道路通行管理方面问题,借鉴发达国家旅居车道路交通管理经验,提出了旅居车注册登记、驾驶人管理、车辆安全改善、路面执法、城区道路通行和停放管理六个方面的管理建议,为旅居车道路交通管理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一、认清形势任务,把握规律特征
执法规范化建设任重道远,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水平亟待提高。当前,作为交通安全执法部门,面临执法理念转变、执法方式转型、执法必须规范,群众法律意识增强、监督群体增多,内部教育培训乏力、思考破解能力不强、管理监督机制不力、队伍整体素质适应不了当前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形势任务需要的“责任危机”和“本领恐慌”。新形势、新任务迫使交管工作不得不爬坡追赶。目前,存在执法理念不强的问题、执法能力不足的问题、执法方式简单的问题和有章不循、有令不行的问题,以及该公开而不公开、公开了而又不公正、办事效率低等问题。严重影响交警的执法公平公正度,降低执法公信力,群众有抱怨、有意见,不信任、不满意。
二、创新工作举措
积极主动作为积极探索推进交通管理社会化、信息化、规范化、服务化不仅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更是使命要求、责任担当。
(一)推进交通管理社会化
要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必须创新社会管理,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共同参与的标本兼治、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这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推动交通管理各项措施能真正落实的治本之策。只有这样才能破除长期遗留和形成的源头职责不清、行业自律不力、部门联动乏力、社会公众教育弱化,以及就管理抓管理的工作理念和现实工作中的应急式、被动式、疲劳式等管理运行模式。
(二)加快交通管理信息化
科技是做好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重要支撑和有力保障。近几年,随着各级政府在科技投入方面的不断加大,宁夏的道路交通信息化建设取得长足进步,有力促进和保障了各项交通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在当前和今后的建设使用工作中,必须突出建设的功能性与共享性、先进性与实用性、规模化与应用化的有机结合。要积极围绕智能交通系统建设,强化信息采集功能,拓宽信息采集渠道,注重从车辆的销售、入户、办证,到驾驶人的报名、考试、发证,再到二手车的流通,直到最后的注销报废等源头性、基础性信息采集做起,确保驾驶人员和机动车辆底数清、情况实。同时,加强信息分析研判,提高应用科技的决策、指挥能力,提高在信息化、动态化条件下的预防控制能力。
(三)狠抓交通管理规范化
交管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艰辛,而群众的意见依然很大,这固然有客观因素,但躬身自问、反思检点,一些问题还是出在自身,没有在执法中把最基本的规范要求执行好、落实好。首先,要着力加强法治理念、法律法规的培训力度,使民警对应知应会的法律法规能达到熟知熟用的程度,提高民警最基本的履职能力,并形成规范执法的自觉意识。第二,要严格落实“四个一律”制度,坚决抓好执法记录仪“四必要求”,建立出警处警全程使用执法记录仪的刚性问责制度。第三,要加快推进执法场所标准化建设,对硬件建设达标的,扎实解决办事大厅、监控设备、工作流程不符合规定的问题;对硬件建设不达标的,下大力气加快工程的改造改建,从基础上解决不规范的问题。
(四)提升交通管理服务化
正确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当前,服务经济、服务社会、服务公众,已成为政府各级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能和核心内容。可以说,服务不再仅仅是一种美德和额外负担,而是一种法定的职责。随着发展需要、群众需求,交管部门应以“服务”为导向,建成集监督、管理、教育、服务于一体的,具有多元化职责的“复合型”部门。首先,擦亮服务窗口。公安交管部门履职尽责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都是窗口,都要以“窗口单位”的要求作为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勇于“亮窗”、敢于“亮窗”,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积极改进规范,提升服务质量。第二,创新便民措施。对公安厅2013年出台实施的涉及交管的3项硬性规定和7项便民利民措施,要不折不扣地抓好落实,固化便民服务举措。同时,积极创造条件,适时推出便民利民新措施。2014年,按照公安厅确责的“驾驶证考试下放到县一级公安机关、增加自助缴费机和违法处理岗点、纠正收取暂扣车辆停车费”等重点工作,必须落地有声、抓实抓好,方便群众办事、减轻群众负担。第三,做到公开透明。能公开、该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从各项接处警程序、受理办理事项、办理程序及时限、监督措施及办法,拓展执法公开范围,深化执法公开层次,全程阳光作业,坚决杜绝随意性、隐蔽性,有力挤压发生不正当行为的弹性空间。与此同时,公安交管部门还要维护法律尊严,保障交通安全。一要强化源头监管。加强与交通运管、安检、教育等部门的协作配合,重点对客运车辆、校车、危险化学品运输车的源头监管,督促客运企业、客运场站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教育部门及学校严格落实交通安全管理的各项制度措施,对发现的问题要一查到底,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做到从严从重处理,倒逼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二要强化动态监管。加强与交通运管、安监等部门的协作配合,适时抽查、集中检查客运车辆安装和使用动态监控系统情况,督促客运企业充分发挥卫星定位汽车动态行驶记录仪的监管作用。对不按规定进行实时跟踪监管运营车辆的企业,一律停业整顿;对同一客运企业的车辆有两次以上超员违法行为的,一律停业整顿。
三、厘清职责定位,扎实务实工作
在当前和今后的交通管理工作中,应着力增强“三个方面的意识”,提升“六个方面的能力”。
(一)增强“三个方面的意识”
一是增强信息汇报意识。积极主动地向自治区党委、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及时汇报交管工作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及意见建议,争取重视支持。力争每年自治区政府能专题听取一次有关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汇报,以自治区政府名义印发有关加强和改进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力争每年自治区人大将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列入年度重点督查检查内容,以督促解决制约公安交管工作发展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问题。积极向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汇报政法机关车辆管理使用情况、向自治区区直机关工委汇报区直各部门车辆管理使用情况,争取将区直各单位的车辆管理使用情况纳入相应的综合考评、绩效考核、创建文明单位的内容之中。二是增强协调联动意识。积极主动地与交通运管、安检、经信委、环保、财政、教育及宣传、广播电视等部门加强联系沟通,争取支持帮助。采取上门主动汇报工作情况,听取对交管工作的意见建议,及时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同时,汇报工作实践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关工作意见建议,进一步明晰各自承担的职责任务,建立完善部门间的信息互通、协调联动、合力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加强与公安厅指挥部、纪检、宣传、法制、督察、治安等处室的沟通联系,做实做好信息报送、问题反馈、舆情引导、法律培训、协作配合等工作。三是增强服务基层意识。积极主动地帮助基层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多一些换位思考,多一些办法举措,切实减轻基层工作负担。在工作部署上,突出前瞻性、现实性、针对性、科学性,因路因时、因车因人制宜,突出侧重点,强化针对性,力戒形式主义的运动战、人海战。在勤务保障上,突出办公办案场所滞后影响规范执法、民警路面执法执勤防护装备不足影响人身安全等基层无力解决的重点困难,突出高温严寒天气下及专项整治工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争取财政划拨相应的津贴补贴。
(二)提升“六个方面的能力”
一是提升学习思考能力。学政策理论,做到入脑入心,坚定理想信念;学法律法规,做到应知应会,自觉遵照执行;学业务技能,做行家里手,熟练掌握运用,真正达到学有所思、学以致用,警钟长鸣、守住底线。二是提升教育培训能力。当前,应以解决执法办案水平不高、执法执勤技能不强、做群众工作能力不足、应对媒体方法不当等诸多薄弱环节为切入点、着力点,分层次、有侧重地加强教育培训。比如,邀请厅法制总队民警就年度执法考核中发现的交警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点评指导,组织全区交管系统的业务精兵上门实地培训,选派交管骨干到外省市跟班作业、学习取经等方式,以及有针对性地集中、分片组织开展实用法律、工作技能、信息化应用等培训,着力解决实践实战需求。三是提升破解问题能力。切实加强对当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问题的调查研究,积极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对道路交通进行科学规划、加大投入,提高城市公共交通的分担率,提高农村客运的安全系数。对容易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重点环节,对已经作出的道路交通安全的部署要求,要紧抓不放。对城市现有的十字路口、丁字路口的交通安全设施不全、路口渠化不合理、红绿灯配时不科学的问题,对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综合管理责任制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要加大督导指导力度,明确相关责任,督促问题解决。四是提升廉洁从警能力。坚持不懈地加强日常教育、监督和警示,督促民警严格自我约束、严于律己,自觉遵守纪律规定,防止违法违纪问题发生。要建立健全各项规范工作运行的制度规定、规范涉及人财物等重点环节的监督办法,坚决把公权力放在桌面上、置于监督下,做到阳光公开。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时时处处管好自己,切实把好党性关、纪律关、权力关、法律关、廉政关。五是提升安全宣传教育能力。加强公众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方法,加大对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和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危害性的宣传教育力度,普及交通安全常识,及时通过媒体曝光典型交通违法行为案件,进行安全警示教育。要不断深化交通安全宣传“六进”活动的经验做法,扩大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要及时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短信、电子显示屏、公路沿线可变信息板等媒介,发布道路通行信息,加大温馨提示。要拓宽社会信息交流渠道,办好公安微信、微博,把交管部门的执法事项、便民措施、服务承诺全部公开,增加交管工作透明度,增进群众理解认同感。六是提升督察检查能力。要针对路面执法执勤、事故处理等执法活动,加大对接处警“、四个一律”制度和执法记录仪“四必要求”具体执行情况的督察检查力度。要针对驾驶人培训和考试监督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加大对驾驶人培训,考试的事前、事中、事后的督察检查力度。要针对下放的审批事项、便民措施贯彻落实情况,加大实地跟踪督促检查和采取技术手段实施后台监管的力度,解决公权力、便民措施私用滥用问题。要针对群众投诉反映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加强对问题的调研思考,建立健全相应的解决及制约措施,及时解决回应群众的诉求问题,以执法活动的规范、透明、公开、公正,不断提升群众对公安交管工作的信任度、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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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在广义上一般被定义为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危机主要表现在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严重失衡,生产和再生产发生困难、无法进行,经济运行处于混乱和衰退甚至萧条状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经济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经济学危机的表现
我们知道,经济危机的出现给各个国家的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即使是经济异常发达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也不能抵挡经济危机带来的危害。经济危机的来势异常猛烈,即使是一些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没有预测到经济危机的发生时间以及它所带来的损失。当经济危机首次出现时留给部分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并且许多国家并没有找到应对经济危机的有效措施。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经济危机渐渐的蔓延到了其他国家,并且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经济危机的出现不仅仅影响了市场的发展、大大的提高了各国的失业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二、应对危机的经济学的措施
(一)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随着我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我国相关政府渐渐的开始轻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也是经济学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主要来源,实体经济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综合国力。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减少国家经济的损失,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然后制定一套合理有效的实体经济发展策略。但是,在制定策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并且还应该预测我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最后还应该借鉴国外部分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策略。另外,相关政府还应该颁布一些与实体经济发展有关的政策,并且要将这些政策应用到实际中。
(二)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应该适当的向城乡居民倾斜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贫富差距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比较明显,在我国一部分地区,人们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也无法解决,这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我国,大部分的国民经济收入都用在了工业的发展方面,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发展方面,尽管近几年来,我国大部分城乡的经济收入也在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与工业方面的经济收入相比,城乡的经济收入就显得特别微薄了。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我们必须要合理分配国民经济收入,将国民经济收入适当的向城乡居民倾斜,从而大大的减少我国的贫富差距,提高我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进而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综合国力,最终极大的降低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
(三)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制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经济才可以发展的如此迅猛,因此,我们必须要始终相信市场,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恢复我国的综合国力,我国相关政府必须要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加大市场的监督力度,不断规范市场的秩序,从而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另外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势。
三、小结
经济危机的出现给各个国家带来了较大的损失,极大的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进程。但是,经济危机的出现也迫使各个国家审视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现状,并且认识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根据实际问题采取相对应的解决对策,从而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众所周知的是,经济危机是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对待经济危机,并且根据自己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对应得解决对策,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消除经济危机,而且还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的认识经济危机,并且采取相对应的解决对策,那么我们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而且会使得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一、关于世界经济危机下对我国经济问题的几种看法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次贷危机迅速变成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全球范围内众多的基金公司、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纷纷倒闭,全球经济进入严冬。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中央出台了4万亿救市的计划,制定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消费、刺激内需。各地方也积极配合政府的号召,各种刺激内需的方法纷纷出台。然而中国经济问题是否只是单一的内需不足问题,这种内需不足是否只通过简单的刺激就可以解决?关于如何看待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发生的问题,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是,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由世界或美国的经济危机引起的,持这种观点的人数是最多的。第二种看法是,在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前,中国经济就已经存在问题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持这种看法。在他看来,由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旧发展方式中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因此,即使没有这场经济危机,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问题。第三种看法是,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与世界经济危机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造成目前出口困难的原因与其说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如说是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社会学界的孙立平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四种看法,即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即经济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出口困难;内因则是我国处于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过程,而这个转型却迟迟转不过去,由此造成在外部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国内市场消化不了如此多的产能,整个中国经济进入严冬时期[1]17。我个人基本同意孙立平教授关于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论述,但认为,这种内因更是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结构性硬伤———造成的畸形的国内需求市场。从这样一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可以得出:尽管我们目前的问题是由美国的经济危机引起的,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更类似于传统经济危机中的问题。故中国目前发展遭遇的困境,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社会结构问题,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制造成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位以致农村市场需求发育不足的问题。
二、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构筑走出经济危机的坚实基础
一直以来我国的主要目标就是建构一个现代国家所必需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实现这一国家目标,大量从农村汲取资源,通过农业税、“剪刀差”等形式将大量的农业积累转为工业积累,并采取“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即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在城市和农村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体制,实施城乡不同、工农有别的国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从而形成了迄今为止还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种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的公共产品上。例如,多年以前城市就已经普及的医疗保障,农民居民却只是最近两年才享受到农村合作医疗的照顾,并且还没有普及。另外,农村居民收入中的一项重大支出就是教育,义务教育经费的不足,使农村居民自己承担大部分的教育费用。这种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失衡,使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贫困群体难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由此严重限制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高。这种由于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内需不足,需要通过社会改造、社会改革、社会进步才能有所改变,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我们国家的今天就是要通过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来完善社会结构、构筑走出经济危机的坚实基础。
第一,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加大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是与农业生产过程直接相关的各类生产性消费,农业生产严重依赖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保障。另外,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还可以有效地提高私人产品的边际投资产出,农民可将节省的资金投入到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中以增加收入,从而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扩大市场的有效需求,进而刺激和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据测算,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对农业总产值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产出弹性系数为0.643,即每增加1元的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农业总产值将增加0.64元。并且,这个贡献具有长期边际收入效应[2]59。但是,我国在这一方面的投入却严重不足,就拿对农业生产最基本、最重要的水利设施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几乎没有进展。据水利部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相继建设各类水库827座。而数据显示,从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我国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7085座。827对比87085,30年来我国农田水利一直处于“吃老本”的状态[3]256。且这些水利设施多数年久失修,几乎不能使用,每年数千万亩的耕地受旱就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现在农村居民大多数都要自己打井、自己购买水泵、水管、电缆等设备,这一套下来要花掉两千元左右,使种地的成本大大提高,不少地区出现抛荒现象。这不仅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影响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加大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短期就可见到的效益就是可以解决大量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避免失业危机,并使其保持一定的消费能力。金融危机发生之初,农业部调查给出的失业民工人数为2000万。如此大数量的人群重新返回那因为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而使他们被迫离开的乡村,如果再没有工作,就更恶化了他们的生活。如果利用这支庞大坚实的劳动力队伍大力进行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但可以为农村以后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还可以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另外,他们通过建设工作获得收入,也可以保持一定的消费能力。有了工作,人们就可以对未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这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平稳恢复。
第二,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加大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包括义务教育、文化、卫生、医疗、体育等社会事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以及计划生育、行政法律等。与生产性公共产品相比,农村居民享受到的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更是少之又少。可怜的九年义务教育到了农村地区也大打折扣,不仅教育条件差,而且农民自己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教育费用。其它的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更是没有。其次,在其它国家都是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却只有城市居民才能享受到,8亿农民只能自己攒钱自己保障。几十年来农村居民一直怀着“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的忐忑心理,生活在“小病靠挨,大病等死”的处境里,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别有病,否则一人有病、全家致贫。另外,大多数农民没有可以依靠的社会养老体系,老年人的生活主要依靠土地上的劳作和子女的供养。农村居民惧怕变老,惧怕生病。上学、医疗、养老成了农村居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他们不敢花钱,也没有钱可花。这不仅使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更严重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在出口严重受阻,内需尤其是广大农村市场的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的情况下,建立惠及广大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关键。通常我们都会以为,社会保障要花钱,必须等到经济繁荣、政府财政收入比较多的时候才有能力进行社会保障,这也是我们在社会保障领域经常听到的声音。然而,在30年代大萧条中,美国的经济状况也很糟糕,政府财政收入状况也不好,然而却坚定的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结果社会矛盾不但没有激化,反倒为走出大萧条和美国之后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什么会这样?其直接原因是穷人借此度过了经济危机,人们建立起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人们可以花钱了,这就解决了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问题,而这恰恰是传统经济危机的重要问题。这同样也是目前我国经济危机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最大的机遇是实现社会结构的完善
在这场经济危机的大讨论中,人们经常说得一句话就是,这场经济危机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当前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进行社会改造,建立合理的社会结构。国家可以加大投资保持GDP的增长,可以改进技术、改变生产方式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但如果这些东西都卖不出去,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要应对今天的经济危机,激活内需尤其是激活8亿农民的内需是一切的前提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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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独立于世界而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就意味着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危机后,有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动荡。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全球经济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在短时间内形成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并在一定程度上演化为全球经济危机。自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尤其是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倒闭之后,美国政府实施了极其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以稳定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但是旧的危机还没解决,新的危机又猝然来访,2010年以来,欧债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又让欧元区乌云密布。面对危机,资本主义原有的制度、理论束手无策,中外学者和政治家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著作,以期从中找到解决危机的良策。《资本论》重又热销,“马克思主义”又热了起来,喧嚣过后,人们开始将危机的根源指向“资本”,指向“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
一、马克思主义对虚拟资本的深刻揭露:
“虚拟性”和对世界人民的剥削是当代金融资本的本质虚拟资本范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信用制度下复杂的金融关系的分析所做出的深刻而形象的概括。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虚拟资本的本质,同时看到了虚拟资本的扩张性,以及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运行的关系,从资本的运行规律出发,科学而富有远见地预见了虚拟资本的产生和发展及对经济的巨大影响。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信用工具,可以加速资本的周转,促进资本的集中和股份公司的发展,广泛利用社会上的各种闲散资金,从而满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但同时,虚拟资本又是资本主义信用投机的工具,它会造成虚假的经济繁荣,加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经对虚拟资本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虚拟”正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经济的本质:它可以作为资本增值而当作商品来买卖,但它自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与实体资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可以通过循环运动瓜分利润,更直接的“G-G'”的过程撇开了“G-W-G'”的周转。马克思认为,伴随着这一过程虚拟资本出现了,它也是生息资本的派生形式。而信用制度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从而资本也会越来越虚拟化。同时,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品五花八门,虚拟资本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展,虚拟资本额已远远超过实体资本。当人们读到马克思关于“目前金融危机……不过预示着它会有更残酷、更有害的结局。危机拖得越久,后果也就越坏”[1]的论述时,当人们看到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即将发展成为经济危机的预想时,当人们重新发现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做的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阐述时,就好像是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已经对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了科学预言和科学分析。这是马克思在西方再次受到青睐的重要原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或公司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表现为市场经济中生产盲目扩大的趋势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历史和现实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科学的。美国实体经济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之前没有爆发的原因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创新”制造了短暂的虚假需求;而虚假繁荣暂时推迟了普遍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但虚假需求绝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是有效需求,它只能缓解矛盾却不能根除矛盾。而且在虚假需求的泡沫破灭后,危机会以更猛烈、更具破坏性的态势爆发,一次次的破坏会越来越逼近人类生存的极限。
二、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虚假的、透支的“生产过剩”与短暂的、不可持续的“消费狂欢”实际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马克思的论述深刻而透彻,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的真正含义,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资本家的“生产过剩”与劳动人民的贫穷存在于同一时空。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548“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很明显”[3]570。马克思还用生动的语言说明经济危机的表现和原因:棉布充斥形成市场停滞,工人“当然需要棉布,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得太多了”[3]596-597。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4]社会性的生产同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总根源。危机的爆发让矛盾暂时得以缓解,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彻底根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进行生产的唯一目的,剩余价值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驾驭一切的绝对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政客及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常津津乐道:美国普通民众均持有股票,“人人都是资本家”。其实,这是一个骗局,真相是占人口10%的富人持有美国股票市值的89.3%和全部债券的90%,而普通员工持股之和仅占全部股票市值的0.1%[5]。贫者越贫,富者通吃,且后者的奢侈建筑在前者的贫穷之上。这就是只顾“效率优先”所建构的今天美国的社会现实。垄断资本不仅对内欺瞒、剥削本国人民,而且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剥削者与公敌,金融资本对世界的控制就是对整个世界的剥削。斯蒂格利茨说得好:“发展中国家在自己也非常需要的时候,几乎以零利率借给美国数万亿美元。这反映了问题的实质。”估计以此种手段使世界上的财富每年进入美国的数额约占美国新增长GDP的30%,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国。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它以破坏性的调整强制地实现社会生产,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合适比例,使社会走上新的经济发展周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占有的基础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无法消除,各种矛盾经历一定阶段的积累尖锐化起来,还会爆发再一次的危机。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缓冲地几乎已涵盖整个地球,不知下次如何缓冲?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给生产和贸易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试图解决经济危机问题的代表人物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主要是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此时,国家干预在西方国家处于主流地位。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除了市场调节,同时也存在政府调节。不仅宏观经济领域存在政府调节,微观经济领域也存在政府调节。例如,在金融业中存在政府调节金融的政策,即媒体所说的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但凯恩斯主义也只是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诱导了投资并增加了总需求,但这需要大量的货币来支持,加大货币发行量是最常用的手段,结果是出现了“滞胀”,即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并存。面对棘手的滞涨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上升到主流地位。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取消或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新自由主义将一个虚假的“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呈现在民众面前,但是次贷危机的爆发,无力偿还住房抵押贷款的家庭数、无家可归的人数激增,证明了克林顿—布什“美国梦”的破灭。新自由主义解决了凯恩斯主义所造成的问题,但没有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当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已不满足于作为生产资本的“从属”和“配角”的地位,逐步与实体经济脱节,完成了由服务于生产资本向主宰生产资本的异化,完成了由“协助”生产资本并分割其剩余价值向直接“圈钱”的演化[6]12。美国经济由此创造了20世纪末十年高速增长的“神话”,西方的学者和政客因此预言“新经济”结束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窠臼”。与此同时,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民众家庭已经入不敷出,消费信贷急剧增长,从1971年到2007年的36年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激增至2.5万亿美元,增加近20倍。这还不包括高达11.5万亿美元的住房负债,如将两者相加,总共负债4万亿美元,比美国一年的GDP还要多,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近5万美元,当然,负债最重的还是低收入者[7]。虚假繁荣与深重的危机并存,自2000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增长急剧降温,固定资本投资大幅下降,失业迅速增加,生产大量缩减,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4%,为过去数年来的最低增幅。在增长速度降低的同时,少数富人的财产份额却迅速增大,财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激化。为了刺激消费,提高经济增长率,美国政府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流动性,利率和风险溢价均较低,贷款发放机构有丰富的资金,并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同时,贷款发放机构忽视次级贷款产品风险的防范和控制,采取了激进的信贷策略,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以“低风险、高回报”为诱饵进行推销,从世界各地吸引巨额资金,供美国国内放肆扩大消费,使金融资本获取惊人的高额利润。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这些金融衍生品经过包装和再包装,最终变得面目全非,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包含什么内容,或者它们到底值多少钱。”这也为日后市场低迷、恶化时出现资金链断裂留下隐患。次贷危机实际上是美国国际金融垄断集团及其守门人美国当局共谋的恶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对于现状,美国政府熟视无睹。对待已形成的经济泡沫听之任之,甚至不断制造新的泡沫去转移风险、转嫁危机,是华尔街的“现代炼金术”,也是美国金融当局默认和鼓励的惯用手法。用泡沫掩盖矛盾,致使矛盾因长期积累、发酵而孕育更大的危机,终于在极度膨胀后破灭了。由此可见,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居民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的积累,是爆发这场经济危机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
三、虚拟经济的发展远快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对人自身的否定
马克思指出,“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2]。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的本能都是追逐自身增值。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有寄生性,它从实体经济中产生,又依托于实体经济系统,虚拟经济不可能离开实体经济系统而存在。没有企业,没有生产活动,就没有物质财富的产生,钱(或货币)就是虚的。高智商的金融精英们却犯了弱者的致命错误:他们在制造赚钱机器的同时,又制造了制造次贷泡沫、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的机器,制造了杀伤力极大的“定时炸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独特性的意思是,虚拟资本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是现实资本的代表,但它却可以独立于现实资本而运动。它通过不停地转手,使其价格即市场价值超出或低于它的现实价值不停地运动。从主要经济发达国家近几十年的货币增加和经济增长可以看出,货币的供给远远大于经济的增长。世界没有创造那么多财富,却创造了更多的货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成了超越实体经济的脱缰之马。虚拟经济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后,实体经济必然面临着较大幅度的通货膨胀。虚拟经济的发展有进步的一面,但不受控制的虚拟资本,藐视劳动的价值,忘记了发展的目的,忽视了马克思所讲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深刻的论述,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所提倡的人权、人道的极大讽刺。没有“人”这一挥动历史鞭绳驱动历史车轮的“车夫”,虚拟经济就如脱缰的野马,必将拉着资本主义的马车面临坠落万丈深渊的危险。
四、必须遏制资本的贪婪,坚定复兴社会主义
追求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绝对规律,资本的这种贪婪本性导致资产阶级不顾一切地扩张。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要不断地占有财富,不断地剥削和压榨无产阶级来使自己获利,最终导致了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人民的消费能力和水平不断萎缩。资本逐利的天性导致的生产不断扩大与消费不断萎缩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矛盾。私有制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的制度原因,金融资本的独立性、逐利性和贪婪性是金融危机形成的直接原因。次贷危机尽管爆发在金融领域,但这场危机很快就扩大到实体经济领域,演变成了经济危机。从本质来看,这场危机的本质依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美国的金融创新出发点是为了刺激消费,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是真正地为全体社会成员考虑,它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所以不仅没有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反而搅乱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打乱了金融秩序。美国政府2008年11月17日表示,现在大约有3620万美国人吃不饱,其中有1/3的人有时会挨饿。美国政府2009年4月2日又表示,靠领取食品券生活的美国人已经高达3220万,是创纪录的数字。资本主义设计透支消费本来是为了促进消费,解决生产过剩这一问题,始料不及的是透支消费的膨胀并没有使真正的消费需求即有效需求增加,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反而使得消费能力更加不足,“生产过剩”更加严重。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如此,近几年,美国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使部分资产大幅缩水,其资产总市值已经在其国家债务总额75万亿美元之下。资本不能获得利润就会死亡,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资本与利润高的行业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一国之内,资本会持续地嗜血一样在利润高的行业之间游走。资本的天性就是获取利润,而不会考虑社会需求,一旦这个行业利润降低,资本就会撤出,在此过程中,供求关系就会起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冲出一国主权范围的限制,在世界的几乎所有领域游走,剥削、剥夺全世界人民的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全世界范围内两极分化的矛盾愈加突出。资本在全世界的游走,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扩展到全球,资本在各个领域的进出,也导致全世界范围各种商品价格的波动。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伴随着资本生产关系的全球化愈加突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因此,西方一些媒体对全球化的实质并不都加以掩饰。例如,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发表《全球殖民主义》一文,把当前的全球化与全球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全球化“是规则制定者的全球化,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这两面旗帜掩盖了……将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新殖民主义。”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的文章说:“对冲基金、不可靠的企业债务评级公司、虚假的抵押体系以及‘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流动公司已经占领了全世界。”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比较直率地说:“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资本的贪婪性和投机性导致虚拟经济倾向在流通领域以获得短期暴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本是通过在生产领域创造剩余价值和利润来实现扩大再生产的,而货币资本则不同,它更加自由自在,可以在流通领域通过各种对生产生活有利和不利的财富转移短期行为获利。货币资本可以借助电脑网络在全球流动。虚拟经济的特点是不创造价值,但是可以分配和转移财富。虚拟资本的产生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担负着正确引导实体经济发展方向的任务,而一旦资本被贪婪性驱使着绕开实体经济的生产领域,直接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去进行投机行为,将会造成两方面后果:一方面虚拟经济不断膨胀,生产出过剩的虚拟商品,而这部分本来就生产过剩的虚拟商品会造成虚假需求,从而误导实体经济生产出过剩的物质商品,于是生产领域物质商品与虚拟生产都生产过剩;另一方面,虚拟经济通过财富的分割与转移拉大贫富差距,使广大劳动人民更加贫困,消费水平下降。虚拟经济这把双刃剑使世界经济产生了新的薄弱环节。而社会主义的复兴是人类共同的未来。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人类历史上私有制的最高形态也是最后的形态,无疑将私有制的观念与生产关系贯彻到了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地球外的太空领域。这将会有把人类带向自我摧毁境地的危险,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摧毁我们靠宗教、家庭伦理等种种方式不断修补的人际关系,直至摧毁人类本身。“G-G'”在资本运动的裹挟中,劳动与人本身受到了轻视,这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类潜在的危机风险,一种连自身都忽略的生产关系会有什么希望与未来?2013年,五位西方杰出学者联名著书,以书名《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昭示了主题与结论。全球著名学者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将进入结构性危机阶段,最终走向衰亡;兰德尔•柯林斯着眼于科技更新,推断中产阶级的结构性失业将使资本主义难以维系;迈克尔•曼将资本主义的未来寄予社会民主主义式的改良;格奥吉•杰尔卢吉扬否定了苏氏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克雷格•卡尔霍恩则着重探讨未来资本主义出现漫长停滞、改良或被全新制度代替的可能性。五位学者通过就资本主义体系是否还能生存下去这一关键问题做出了精彩论断[8]。资本主义社会每一次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一方面,我们看到危机的发生起因于社会支付能力消费的不足;另一方面,我们更应当看到,危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危机,必须找到它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必然导致国内乃至国际范围内的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人类之间的巨大的矛盾和鸿沟,这将是人类整体危机的警钟。克服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人类社会私有制的最高形态也是最后形态,建立合理而公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本次经济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是资本主义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无法适应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危机的频频爆发说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经济危机的全球范围爆发说明,社会主义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
一、前言
如今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很大,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无疑对我国造成巨大的冲击。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迅速恶化,这使我国内部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方面本身固有的问题更加突出了。为此,很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这些问题,进而及时寻找出缓解经济危机的办法,使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降到最小。
二、世界经济危机下的中国经济问题
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问题最终会体现在这三方面上。所以,这里就从这三个角度出发对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问题进行分析。
1.投资问题。拿投资来说,我国的投资比例是不平衡的。由于受世纪经济危机的影响,一直作为我们的产业重点的制造业的发展停滞不前,出口受阻,其结果必是带来巨大的损失。目前的投资需求以政府公共投资及其派生的引致性投资为主,市场性投资需求仍然没有恢复,民间投资意愿不强,在政府投资计划完成后,投资增长的持续性和经济回升的稳定性还存在一些不稳固的因素。可以说,这些使我国的投资环境迅速恶化了。
2.消费问题。消费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高低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医疗、教育、住房、商品物价水平等一系列的问题,对内消费的不足会使我们在经济危机中处于更加被动的状态。目前在我们的制造业大国里,显然消费水平是不足的,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更为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让我们的老顾客们大大减少了对我们商品的进口,加之我们自身的消费又不足,这时产能过剩的问题就出来了,商品积压,生产萎缩,以至一些中小企业纷纷倒闭。产能过剩带来的后果势必是资源消耗、贷款剧增,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继续下滑。可以说,在发生世界经济危机的今天,我们是否有足够大的内需对于我们能否抵抗住经济危机的波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此,在这方面必须加强重视程度。
3.出口问题。出口问题,它一定程度上牵涉了我国制造业。我们的制造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制造业,没有掌握专利和技术,在人民币升值与生产成本提高的压力下我们并没有权利提高销售价格。现在全球经济危机一来,我国制造业的出口量必定是锐减,我国制造业受到巨大打击。作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产业制造业出现了问题,我国经济是无法实现平稳发展的,我国的经济结构也一定会出现问题。综合上述,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极大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诸多问题,同时这些问题又相互影响,导致我国经济无法实现平稳发展。所以,下面就对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应对策略进行探索和思考,积极的尝试解决,以此来帮助我国逐步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稳定国内发展。
三、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应对策略
1.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以恢复我国经济元气。恶化的投资环境使大家都把钱紧紧握在手里,不敢拿出来投资了。这样显然是不利于我国经济恢复元气的。因此,在欧美发达国家市场需求萎缩的情况下,我们应积极开辟其他的国际潜力市场,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比如,广东就已经提出在粤澳港的区域基础上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为我们的制造业创造更多的出口渠道。此外,政府直接出手扶持制造业,鼓励制造业都是改善投资环境的积极措施。
2.实现有力、公平的金融监管,使我国经济走向正常发展轨道。这次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导致大量的住房抵押债券在全世界泛滥。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离开严格的监管,各种违规现象就会发生,违规的操作一定会打破市场的平衡。所以,强化金融监管十分重要。我们要杜绝一切非法资金流动污染市场,合理引导资源流向有需要的企业,这样我国经济才能正常发展。此外,也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金融信用体系,促进市场的公平、公正,有序竞争,并实现经济、人口、环境间的和谐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源动力和可持续力。
3.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提高国民的消费水平是极为关键的。我们应建立一个包括政府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慈善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断加大这些方面的投入,减少消费者对未来的不确定。这对于提高我们百姓的消费水平,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是具有深远的意义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就能大大缓解,出口阻碍对我们制造业的打击也减轻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资金流动就会更加畅通、更加合理。另外,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帮助我国逐步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还要提升产业结构。尤其是面对现在的状况,提升产业结构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这项策略主要针对我国的制造业。要加大技术改造投资,积极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保护好我们的专利,掌握定价权,以使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更加主动有利的位置。
四、结束语
总的来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的今天,中国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我们必须在保持经济快速回升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以此缓解经济危机带给中国的不利影响,重新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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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海啸如狂风暴雨般席卷全世界,金融危机最终演变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并给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金融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金融危机产生的背景及成因简介
此次金融危机最初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后愈演愈烈,在金融领域迅速从局部扩散到全球,演变成为一场百年不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深度蔓延与渗透,开始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并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发展。此次金融危机产生并在全球迅速传导的原因,本文认为主要是以下三个“过度”:一是美国市场经济的过度自由放任。表现在美国当局过于相信市场的理性,执迷于“看不见的手”调剂经济的能力,美国消费者对经济的预期过于乐观、消费观念过于超前。二是近年来世界经济的过度投机性,特别是在房地产、股票市场、原油期货等领域的过度投机背离了生产要素“价值决定价格”这一基本经济规律,引发大量泡沫经济。三是各国经济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对于美国经济的过度依赖。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对外依存度快速提高,出口需求在许多新兴经济体内对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而美国的高消费、超前消费与举债消费对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拉动这些经济体经济增长;一方面以美元为主的国际结算体系即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单一性对这些经济体构成潜在威胁,一旦美国经济出现危机、美元贬值就会迅速使潜在威胁由隐性变为显性。世界经济这一特征在全球股市上可以鲜明佐证:华尔街打个“喷嚏”,全球股市就会“感冒”。
二、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简析
(一)对世界经济的深刻影响
此次金融危机,首先使发达经济体金融机构遭受重创,导致主要金融机构崩溃、股票市场狂泄、信贷冻结,紧接着传导至实体经济,对全球房地产、股市、制造业、世界贸易带来巨大冲击。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急剧下滑:
1、发达国家生产总值2009年预计将出现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预期从2008年的5.9%放缓至2009年4.6%;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从2008年2.5%下降至0.4%~1%。
2、初级商品价格起伏动荡、暴涨暴跌。
3、世界贸易总量下降,2009年预计将缩减10%。
4、就业困难,失业率上升。
5、世界人均收入下降。
(二)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目前,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国民生产总值GDP增幅下降。自2008年第四季度GDP增幅开始低于两位数,驶入本轮经济周期下行区间。随着金融危机向纵深蔓延,2009年首季GDP增速更是快速回落至6.1%,增幅比同期低4.5个百分点,为近二十年来新低。2009年全年预期为7.5%,比十五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要低2-3个百分点。
2、工业增速明显回落。金融危机扩散到实体经济后,工业经济遭受最直接、最严厉的冲击。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同比2009年2-5月按月分别为11.0%、8.3%、7.3%、8.9%,1-5月累计增长6.3%,增幅比同期低整10个百分点。
3、出口明显减弱。海关总署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以来出口以两位数的速度负增长,分月看,1到5月分别为-17.5%、-25.7%、-17.2%、-22.6%、-26.4%,1-5月累计为-21.8%,而去年1-5月累计为22.8%,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影响之深不言而喻。
4、国内部分重点行业和企业的效益下滑。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加工贸易处于本轮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由此传导至其上游各相关行业,重点是原材料、能源等基础产业,致使部分重点行业景气持续快速下行、相关企业经济运行质量与效益明显下滑甚至不堪其重、步履维艰。
(三)对煤炭行业的冲击
由于金融危机对钢铁、电力、化工、建材四大主要用煤行业的深刻影响,给煤炭行业带来了巨大冲击,表现在:国民经济下行不可避免地带来对包括煤炭及其延伸产业如煤化工在内的能源总体需求低迷,煤炭供求关系发生逆转,由相对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库存总体上升,价格深幅下跌,回款十分困难。
三、金融危机背景下煤炭经济发展应着重处理好以下三方面关系
面对此次金融危机及其影响,处于国民经济重要位置的煤炭经济,应有清醒认识,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考量,以科学发展观来审时度势、统筹处理方方面面关系。
(一)煤炭行业生存与发展的关系
本轮金融危机前,我国煤炭行业经济经历了持续近五年的高涨周期,此期间煤炭经济发展处于各行业前列,投资扩张十分迅猛,年均投资增长在30%-40%,今年1-4月固定资产投资仍增长36.6%;大量煤炭产能在这五年里陆续释放,年均增长2亿多吨,2008年全国煤炭产量达27.93亿吨。目前在建和规划建设的6亿吨左右煤炭产能,将在近三年形成实际生产能力,如此,在“十二五”初煤炭产量即达到2020年我国煤炭需求量35亿吨的预测值,产能过剩在金融危机下已经初露端倪,今后煤炭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因此,从当前与长远考虑,本文认为:对于煤炭经济,“发展”仍是第一要务,但发展的前提应是建立在良好而坚实的“生存”基础之上,建立在科学、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之上,盲目的产能扩张将会带来巨大的市场风险。煤炭属于“不可再生”的紧缺资源,始终应遵循“有序开采、适度增量、节约利用”的原则,确定科学经济的煤炭产能,必要时采取“限产压小”措施改善因供过于求导致价格低迷、销售不旺的市场环境,正确处理好目前生存与长远发展的关系。
(二)煤炭行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与外部市场、技术成熟度的关系
进入新世纪,煤炭行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给包括煤炭在内的能源行业发展形成有力支撑,同时给煤炭深加工与转化、行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酝酿了新的机遇。近年来,煤炭行业正是基于国民经济发展变化要求与市场形势,加速煤炭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步伐,大力发展煤化工成了煤炭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头戏。但目前我国煤化工产业结构性矛盾在金融危机形势下更加凸现,一是部分煤化工初级产品产能过剩与市场需求不足,截止2008年底,甲醇产能已突破2000万吨/年,产量为1100万吨,开工率仅50%左右,二甲醚产能490万吨/年,产量为147万吨,开工率30%;二是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煤化工项目投资呈过热趋势,不少煤炭企业争相发展煤化工,且产品结构雷同,对产品未来市场需求状况缺乏科学精细的可行性分析;三是煤化工产业中仍有诸多关键性技术不成熟,从研发到应用、形成一定规模产能尚需时日。针对煤炭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应该从更加广阔、长远的视觉统筹考虑、精心谋划,以市场为导向、技术创新为抓手科学安排煤炭产业链延伸与优化的路子。
(三)煤炭行业与下游行业的关系
煤炭行业作为基础性能源与化工原料行业,与国民经济各行业唇齿相依、共存共荣。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电力、冶金、化工、建材等主要用煤行业景气下行、效益下滑,给煤炭行业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带来深刻影响。2008年9月以来,煤炭需求增长乏力,价格深幅下跌,煤炭企业再现销售难、回款难、现汇少、资金链不通畅的窘境。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不断渗透,几乎没有一个行业能独善其身。在此情形下,煤炭企业应站在一定的高度审视与下游行业的合作关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结合企业营销策略,与长期客户结成战略同盟,同舟共济、共度时艰。各方在产品购销、价格争议、货款结算等方面均应顾全大局、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实现共赢。
1发展循环经济
煤炭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要保持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其综合竞争能力,必须在生产煤炭的各个环节进行综合利用资源,做到废物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向,循环经济是一种倡导资源、经济、环境、社会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强调采用清洁生产技术、资源综合有效利用以及废弃资源的资源型转化,推崇“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3R”原则。煤炭企业是我国资源型企业的代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高度开采,高度浪费,低度利用”经济发展模式不但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也更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制约着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就成为煤炭企业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2精心经营严格管理
首先是对产品品牌要正确的认识。品牌是一项高额的、长期的战略投资,没有一系列优质的产品长期被消费者享用和市场检验,品牌形象根本无从树立,也无法提高企业产品附加值。品牌就是效益,在煤炭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树立良好品牌,坚持强化煤质管理,严把煤炭质量关,实现了效益最大化。另外通过成本管理增加企业的利润。降低成本可以增加企业的利润,单纯以成本的高低为标准容易形成误区。成本的变动往往与诸方面的因素相关联,成本管理不能仅仅只着眼于成本本身,而要利用成本、质量、价格、销量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支持企业为维系质量、调整价格、扩大市场份额等对成本的需要,使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
3利用国家政策
我国政府公布的今后两年总额为4万亿元的投资,按照1∶3的乘数效应,可以带动全社会总额约12万亿元的投资,这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将起巨大的作用。另外,从国务院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项措施中可以看出,有六项措施与固定资产投资密切相关。内需的启动,也将增加城乡居民对电力、汽车、家用电器、住房的消费需求,这也与电力、钢铁和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相关,内需的稳定增长,会使煤炭需求保持稳定增长。政府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项措施,对煤炭行业的影响是积极的。从宏观经济角度看,4万亿的政府投资以及带动的全社会12万亿的总投资,将大大减缓宏观经济下行的趋势。从产业链角度来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内需的措施,将扭转目前电力、钢铁、建材和化工行业增速快速下滑的趋势,使煤炭产业链下游行业保持平稳的增长,使煤炭行业也保持平稳增长,从而恢复煤炭行业较高的景气度。《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我国能源战略的指导方针: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能源开发之路,必须坚持以煤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汽油和新能源全面发展的战略。以煤炭为基础的能源结构不会改变,煤炭在我国能源中的主体地位也不会改变。因此我们得出结论煤炭行业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会出现一段时期内低谷是必然的,但现在我们仍要坚持以煤炭为基础的能源开发战略是不改变的,那么煤炭行业回暖是指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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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发生紊乱导致的全面经济衰退。从金融系统出现紊乱到经济全面衰退存在一系列的过程与环节,所有这些过程和环节的集合即为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金融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不一样的金融危机
从中国煤炭行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几年(1998~2002),中国煤炭行业确实陷入了困境,那几年中国煤炭行业的日子很难过。但是除了这几年外,历史上中国煤炭供应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看看解放后中国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把能源(中国主要是煤炭)列为重点发展行业。为什么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煤炭行业会陷入困境呢?主要原因是东南亚地区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危机使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大减,需求大减,因此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对能源(煤炭)的需求,致使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煤炭行业陷入困境。目前,我们遇到的不是亚洲金融危机,而是美国金融危机,因此,中国现在的处境应该和当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类似,因为目前美国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本国以及世界很多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大减,需求大减,因此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对能源(煤炭)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和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类似,因此,未来中国煤炭也有可能陷入困境。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是资金从亚洲市场抽走,资金外流,造成亚洲经济的衰减。对于亚洲国家来说,他们没有“世界货币”发行权,资金抽走直接导致该地区货币供应紧张,造成该地区经济运行中的资金链断裂,后果是直接导致该地区经济的衰减,从而影响需求、影响贸易伙伴国(中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中国能源(煤炭)需求的减少,引起我国煤炭行业陷入困境。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大的区别就是———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当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美国政府是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美元就会贬值,就会形成全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是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从这次世界主要央行联手降息和我国推出“两降一免”政策可以看出,全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后果是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说是阻止经济发展速度下滑。
2009年煤价下跌幅度不会大
种种迹象表明,当前正在蔓延的金融危机给我国煤炭行业造成较大影响。从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来看,煤炭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别意义。在近一阶段世界能源消费构成中,原油、天然气和煤炭三大能源各占30%左右,而对于中国来说,煤炭却提供了70%左右的能源和60%以上的化工原料。中国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少数国家之一,因为中国是石油、天然气及水资源等相对贫乏的国家,煤炭在以后数十年里仍将作为中国比较现实的和不可替代的能源基础。因此,煤炭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别意义。同时,国家正准备对能源价格进行改革———市场化。事实上,2008年两次对电价的调整就是能源价格改革的铺垫,在这样的背景下,供求关系成为煤价走势的主要决定因素,目前我国电煤合同价格依然较低(与市场价差200元左右),未来与市场价格接轨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电煤合同价格再涨15%左右是没问题的。中国煤炭市场化促使煤价上涨。2007年,国家彻底取消延续了50多年的由政府组织产运需企业召开订货会的做法,由供需双方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主衔接资源、协商定价的机制。虽然在2008年国家还两次对煤炭价格进行限制,但是这两次限价是临时性措施,主要是当时CPI涨幅太大和保奥运会的稳定。对于市场煤(非合同煤)来说,2009年价格虽有调整,下跌幅度也不会很大,依然会在高位运行,市场煤(非合同煤)2009年全年平均价格应该还会高于2008年全年平均价格。
一、金融危机背景和概述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例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金融危机有呈现某种形式混合的趋势。金融危机的特征是的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幅度的缩减。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有时候甚至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产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金融危机的产生多数是由经济泡沫引起的,以21世纪最大的美国金融危机来举例,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二、金融危机下防范商业银行会计风险的措施
根据金融危机的爆发特点和分析归类,我们就应该对症下药,针对金融危机影响的领域和服务行业进行有效的控制,以避免空前的信用灾难和货币灾难在无形中吞噬了人的正常生活。在这里,我们将分别举出必要的措施,以应对金融危机下商业银行会计风险增减的必要讨论。各层级会计人员应充分履职,提高制度执行力。对于整体的管理制度而言,执行制度、操作制度及完成服务项目的都是个体行为,因此要求会计人员自身做到充分履职,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不慌乱,时刻保持头脑冷静,恰当的分析和处理数据和第一时间信息,将变得非常重要。会计人员可以按照自己的工作时间、程序和性质进行有效的、针对性设计,已使从个体做起,完善整个体系的应对金融危机所结成的网络。加强人员管理,防范道德风险。无论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意识形态,人性的本质不会改变。金融危机下会有两个层面的暴露:私欲主义和集团主义的极端对峙。各层级会计人员充分履职是在整体的监察、监督和管理制度下能够掌控的,但是单个的个体永远是能动的,制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准则。所以对人员管理的加强,也就是监督体系在大的人为灾难面前的强化,也将显得尤为重要,而且出于隐性的考虑,道德危机也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极端爆发。加强服务管理,提高服务能力。在总体上造成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最大的就服务行业,而尤以银行业为最。在金融危机期间加强服务管理,用人为的智商控制隐性的灾难持续性危害就是最好的应对手段。以上三点措施为防止、防范、主动改变三个层次的分析,也是我们从理性出发,能对金融危机所造成冲击的最好回应。
三、小结
金融危机的影响始终是持续性的,短期内可以消除其显性的社会经济影响,但长期为经济发展所背上的包袱是不能避免的。因此我们必须提高科技手段,用人类最杰出的智慧,应对同样由人类无知的一面所带来的严重人群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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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金融危机
从中国煤炭行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几年(1998~2002),中国煤炭行业确实陷入了困境,那几年中国煤炭行业的日子很难过。但是除了这几年外,历史上中国煤炭供应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看看解放后中国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把能源(中国主要是煤炭)列为重点发展行业。为什么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煤炭行业会陷入困境呢?主要原因是东南亚地区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危机使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大减,需求大减,因此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对能源(煤炭)的需求,致使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煤炭行业陷入困境。目前,我们遇到的不是亚洲金融危机,而是美国金融危机,因此,中国现在的处境应该和当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类似,因为目前美国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本国以及世界很多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大减,需求大减,因此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对能源(煤炭)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和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类似,因此,未来中国煤炭也有可能陷入困境。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是资金从亚洲市场抽走,资金外流,造成亚洲经济的衰减。对于亚洲国家来说,他们没有“世界货币”发行权,资金抽走直接导致该地区货币供应紧张,造成该地区经济运行中的资金链断裂,后果是直接导致该地区经济的衰减,从而影响需求、影响贸易伙伴国(中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中国能源(煤炭)需求的减少,引起我国煤炭行业陷入困境。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大的区别就是———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当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美国政府是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美元就会贬值,就会形成全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是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从这次世界主要央行联手降息和我国推出“两降一免”政策可以看出,全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后果是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说是阻止经济发展速度下滑。
2009年煤价下跌幅度不会大
种种迹象表明,当前正在蔓延的金融危机给我国煤炭行业造成较大影响。从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来看,煤炭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别意义。在近一阶段世界能源消费构成中,原油、天然气和煤炭三大能源各占30%左右,而对于中国来说,煤炭却提供了70%左右的能源和60%以上的化工原料。中国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少数国家之一,因为中国是石油、天然气及水资源等相对贫乏的国家,煤炭在以后数十年里仍将作为中国比较现实的和不可替代的能源基础。因此,煤炭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别意义。同时,国家正准备对能源价格进行改革———市场化。事实上,2008年两次对电价的调整就是能源价格改革的铺垫,在这样的背景下,供求关系成为煤价走势的主要决定因素,目前我国电煤合同价格依然较低(与市场价差200元左右),未来与市场价格接轨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电煤合同价格再涨15%左右是没问题的。中国煤炭市场化促使煤价上涨。2007年,国家彻底取消延续了50多年的由政府组织产运需企业召开订货会的做法,由供需双方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主衔接资源、协商定价的机制。虽然在2008年国家还两次对煤炭价格进行限制,但是这两次限价是临时性措施,主要是当时CPI涨幅太大和保奥运会的稳定。对于市场煤(非合同煤)来说,2009年价格虽有调整,下跌幅度也不会很大,依然会在高位运行,市场煤(非合同煤)2009年全年平均价格应该还会高于2008年全年平均价格。
一、金融危机背景和概述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例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金融危机有呈现某种形式混合的趋势。金融危机的特征是的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幅度的缩减。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有时候甚至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产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金融危机的产生多数是由经济泡沫引起的,以21世纪最大的美国金融危机来举例,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二、金融危机下防范商业银行会计风险的措施
根据金融危机的爆发特点和分析归类,我们就应该对症下药,针对金融危机影响的领域和服务行业进行有效的控制,以避免空前的信用灾难和货币灾难在无形中吞噬了人的正常生活。在这里,我们将分别举出必要的措施,以应对金融危机下商业银行会计风险增减的必要讨论。各层级会计人员应充分履职,提高制度执行力。对于整体的管理制度而言,执行制度、操作制度及完成服务项目的都是个体行为,因此要求会计人员自身做到充分履职,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不慌乱,时刻保持头脑冷静,恰当的分析和处理数据和第一时间信息,将变得非常重要。会计人员可以按照自己的工作时间、程序和性质进行有效的、针对性设计,已使从个体做起,完善整个体系的应对金融危机所结成的网络。加强人员管理,防范道德风险。无论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意识形态,人性的本质不会改变。金融危机下会有两个层面的暴露:私欲主义和集团主义的极端对峙。各层级会计人员充分履职是在整体的监察、监督和管理制度下能够掌控的,但是单个的个体永远是能动的,制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准则。所以对人员管理的加强,也就是监督体系在大的人为灾难面前的强化,也将显得尤为重要,而且出于隐性的考虑,道德危机也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极端爆发。加强服务管理,提高服务能力。在总体上造成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最大的就服务行业,而尤以银行业为最。在金融危机期间加强服务管理,用人为的智商控制隐性的灾难持续性危害就是最好的应对手段。以上三点措施为防止、防范、主动改变三个层次的分析,也是我们从理性出发,能对金融危机所造成冲击的最好回应。
三、小结
金融危机的影响始终是持续性的,短期内可以消除其显性的社会经济影响,但长期为经济发展所背上的包袱是不能避免的。因此我们必须提高科技手段,用人类最杰出的智慧,应对同样由人类无知的一面所带来的严重人群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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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债危机给欧洲和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欧债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欧盟1997年通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为了防止欧元区通货膨胀,欧盟特别强调了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的规定。但欧盟的这一规定未能真正限制成员国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利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以引发欧债危机的希腊为例,希腊在2001年加入欧元区后,利用欧元区当时实行低利率政策之便,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举债搞投资,刺激经济发展。从2001年到债务危机爆发前的近8年间,希腊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借贷拉动。希腊人滥用廉价资本带来的便利、拼命举债的结果是对生产要素的过度的透支,一旦遭到外来的冲击,经济增长将很快出现停止,抗风险能力极其脆弱。为了维持日益增长的高福利和社会保障,政府举债规模不断扩大,造成财政入不敷出。当政府债务风险积累到一定临界点,导致危机的爆发。
从表面上看,欧债危机是欧洲国家高福利政策导致的政府债务负担问题,但从实质上看,一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核心利益冲突的必然结果,二是部分欧洲国家未能处理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关系协调问题。就前者而言,众所周知,美元的强势地位是美国确保其对世界金融体系操纵的基础。欧元的问世在为欧元区带来一系列有益的变化的同时,却对美国构成了一系列的威胁: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影响了美元长期左右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格局;随着美元强势地位的弱化,其他经济体对美元储备数量调减,美国通过发行货币所获得的收益减少;作为同样是债务依赖性很强的美国和欧洲,欧元的地位越强大和稳固,越会在债券资源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元的弱化,将使美国逐渐失去对债务的自由稀释便利。也就是说,欧元的问世对美元构成了直接的挑战,欧元的问世促进了国际金融格局的调整,却削弱了美元的霸权地位,降低了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因此,阻止欧元的扩张,确保美元的地位
不被削弱是美国强权经济的核心利益所在。从这个角度思考,美国对于欧元的扩张存在戒备心理,在必要的时候,通过对欧元的狙击来捍卫美元霸权地位是维护美国核心利益的必要手段。就后者而言,一国经济的增长和持续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壮大和合理的产业结构,一旦脱离实体经济,必然出现产业空心化格局。南欧国家在“去工业化”过程中逐渐脱离制造业,片面发展服务业和地产业,形成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缺乏坚实的产业根基,将削弱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并产生严重的对外依赖。在此情况下,随着工资和物价的上涨,劳动成本增加,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减弱,加上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方放缓,政府维系高水平的社会福利的基础越来越脆弱,导致经济自身运行所创造的财富无法维持高福利,需要通过举债维持日益艰难的收支平衡。
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引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部因素、内部体制、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失衡的产业结构、难以协调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老龄化趋势、难以持续的高福利政策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了欧洲主权债务危的爆发。欧债危机虽然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欧洲的内部问题。
1.欧债危机的外部原因
就外部因素而言,次贷危机是欧债危机的主要外部原因。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全球,欧洲在很短时间内遭受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为了应对危机,欧洲各国不得不救助处于困境中的银行业,使政府负担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激增。当美国次贷危机波及欧洲短期资金市场时,造成流动性紧缺,一些银行融资出现困难,引发了挤兑现象。2009年6月,欧洲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欧元区综合性银行大集团的资产大幅减少,各大银行在债务期限陆续临近时,普遍面临周转困难,加剧了欧洲银行资本金短缺的压力。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欧盟各国提供的金融救市资金总额累计接近3.5万亿欧元[1],其中,绝大部分用于提供担保以扩大银行资金,缓解信贷紧缩的局面。另一方面,欧洲向美国提供救助造成一定程度的“失血”,从而使欧洲在随后面对自身的债务危机时显得捉襟见肘。次贷危机改变了欧洲各国的收支状况。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从2008年10月起,欧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在经历了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出现急剧下滑。经济增长减缓,造成消费需求减少,政府收入随之下降。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全球许多国家纷纷出台了各种各样的庞大支出计划,欧洲也不例外。欧洲一些原本是小政府的国家也开始向大政府转变,以拯救经济为由,各国政府开支急剧增加,进一步加大了原本巨大的政府债务,致使天量债务加身。各经济体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就业和经济增长,加大了财政负担,从而导致了主权债务风险的积聚,不断演化为危及全球经济的主权债务危机。
2.欧债危机的内部原因
一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原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欧元区北南之间在竞争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是欧债危机的根源。包括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在内的“地中海俱乐部”成员国经济竞争力一直低于德国等欧元区北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欧元区国家为了维持社会福利,导致政府负责攀升,形成巨额政府赤字,政府为了救助处于危局的银行业也加大了财政负担,政府的过度负债行为导致欧债危机的爆发。
二是失衡的产业结构。刘明康分析认为,一些南欧国家产业畸形发展,服务业和地产业快速发展,实体经济相对脆弱,出现产业空心化状态,产业竞争力严重削弱[2]。无论是引爆欧债危机的希腊,还是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存在明显产业畸形发展的倾向,其脆弱的实体经济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难以抵御外来因素的冲击。
三是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矛盾。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勇从深层次分析了欧债危机的原因,他认为,欧盟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是引发危机的根本原因。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各成员国自主决定财政政策,使欧元区国家在面临经济问题时只能采用财政政策手段,造成巨额赤字和政府债务[3]。欧元区的制度缺陷使成员国不能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只能片面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造成政府对债务的高度依赖[4]。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各成员国自主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在货币联盟条件下各成员国只能通过扩大财政赤字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尽管《稳定与增长公约》对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规定了上限,并对超过上限的成员国采取相应的制裁手段,但在统一货币政策框架内,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一旦超过限度,会迫使联盟内利率上升,财政政策扩张所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可以使成员国将财政赤字的代价转移到其他国家,从而加大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压力。就欧元发行机制而言,作为欧元区的成员国,必须接受欧元的发行机制,而这一机制会使各成员国政府债务失去在极端情况下的解除机制。加入欧元区后,不能通过增发政府债券的方式实现展期限,用跨期手段为解决危机争取充足的时间,也不能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增加货币发行,通过货币贬值减轻债务压力。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使主权债务危机无法通过财政转移手段加以解决。
四是老龄化与高福利政策。李勇认为,危机爆发的社会原因是为了支撑高福利而导致刚性的社会保障支出。刘明康认为,南欧国家存在崇尚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高消费、高举债的通病,使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国家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由于欧元区各国缺乏必要的协调,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税和社会福利政策相抵触。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受到削弱,长期形成的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只能通过政府举债支出加以维持,造成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债务增加。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巨大的政府福利支出使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在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不能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缺乏足够经济支撑能力的高福利制度下通过财政紧缩削减工资和福利,必然加剧社会矛盾。[5]
五是缺乏有效的监管。刘明康认为,在缺乏有效监管情况下的金融创新增大了金融系统风险,从欧盟层面看,金融监管欠缺力度。《社会科学报》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4月7日发表了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沃尔夫冈•明肖的文章,他认为,危机的起因是欧洲大陆宏观经济的失衡与未能受到有效监管且过分资本化的银行体系联合作用的结果。[6]
欧债危机对加强我国经济安全运行的启示
通过对欧债危机进行深入分析,对我国加强经济安全运行有诸多启示。
1.把握合理的宏观政策刺激尺度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一个主权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两个最主要政策工具。两种工具通过松紧搭配的多种组合可以对经济运行实施有效调节,以求达到既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正如美国投资家索罗斯所言,任何一种成熟完善的货币体系都离不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共同作用,在出现困局时,央行提供流动性,财政部门负责处理公共债务[7]。欧债危机的爆发告诉我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需要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宽松的政策虽然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一旦投资规模脱离了实际,必将隐藏巨大的风险。因此,中国面对危机冲击和经济下行风险而出台相应的刺激政策时一定要掌握一个合理的尺度,既要防止因刺激而造成的产能过度扩张和政府负债的过度膨胀,又要防止政策的脉冲式调整对经济所产生的过大波动。如前所述,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矛盾是引爆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事实告诫我们,无论是动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一定要充分考虑两种政策的协调性,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调控必须适时、相机、协调使用两种政策手段,才能达到理想的调控效果。
2.加强监管,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的一个突出的焦点问题,虽然,地方政府债务在公益性基础建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存在比较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政府违规担保,二是一些地方政府超越自身财力举债,使政府偿债率高企[8]。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大幅增加到10.7万亿元,占当年GDP的27%。虽然总量可控,总债务比也低于国际警戒线标准,但我国地方政府违规担保问题比较严重,且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绝大多数来自于银行体系,存在巨大的结构性风险。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激增,一旦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引爆风险,不仅会加重各级政府财政负担,还势必对我国金融系统造成巨大冲击。鉴于欧债危机的深刻教训,我们应认真审视政府债务问题。虽然这几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从逼近3%的国际警戒线回落到2%左右,赤字占GDP的比重也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地方债务迅速扩张所隐藏的问题却不容忽视,应注意风险防范,特别是加强对潜在风险的防范,强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管理,增强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做好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防范工作应侧重思考:加强和规范债务管理,建立整体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掌握各类债务的具体情况,理顺和清晰界定投融资平台与政府的关系;加强发债管理,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无偿还能力的负债;适当调整地方和中央收入分配结构,适当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分配比例;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审计,实行动态监管,要防止地方债务导致的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应加强对平台融资项目的跟踪监测,落实项目资金的用途;建立健全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把地方债务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严禁融资平台公司的相互担保,重点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以及由此引发的信贷风险和财政担保风险,深入探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转变为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的传递路径,建立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严控借新还旧的做法;加强地方债务发债主体的培育,改变现有的单纯依靠银行信贷的筹融资方式,逐渐向市场化筹融资方式转变,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降低银行风险和国家信用风险的几率,促进地方债务融资平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明确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逐步从竞争性行业退出,通过出售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经营性项目的方式,偿还公共产品投资项目的负债,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率。
3.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国家经济兴衰的基础,欧债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失去了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支撑。以引爆欧债危机的南欧国家为例,产业结构不合理,片面发展服务业,实体经济脆弱,经济遭受外来冲击时,缺乏维持经济增长的实体经济的支撑。相比之下,同样是欧元区的德国,其建立在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基础之上的发达而稳固的实体经济不仅使其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迅速消除危局的影响,而且其明显的产业竞争优势能够使之成为稳定欧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中流砥柱。可见,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才能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才能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同时,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拓宽地方财政收入渠道,才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实现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发展实体经济,壮大制造业的实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打造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根本保障。
4.调结构,促转变,优化经济增长方式
长期以来,投资和出口是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人口红利不复存在、资源供给日渐短缺、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紧迫形势下,怎样改变过度依靠投资和过度消耗资源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尽快调整经济增长结构,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我国经济未来是否平稳发展的关键所在。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最关键的就是要通过建立良性的机制,提高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降低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虽然欧债危机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次危机也为我们提供了促进我国改变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机会。避免依靠增加投资和过度消耗资源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向以内需为主转变;通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公众收入预期,减少支出预期,提高内部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强大的内生动力;通过合理的机制消除内外资之间的歧视,激活庞大且日益边缘化的民间资本,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的形成有挤出效应,使民资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新的活力;加快调整出口战略,从主要依靠欧美市场向更具广阔市场空间的新兴经济体市场转变;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整产品结构,加大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能力,壮大制造业,培育产业核心竞争力。
5.加快健全社会福利制度,构建多重社会保险体系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加快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已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虽然高福利支出是主权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应认识到,富裕的民众是保持社会稳定、避免社会危机的基础。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都没有引发社会危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和欧洲的民众自身具有很强的抗风险的经济基础。相比之下,处在发展阶段的我国,长期以来处于高税收、低福利的状态,这种状态虽然不会重演建立在高福利基础上的欧债危机,但我国抗击债务风险的民众基础极其脆弱。一旦出现系统性经济危局,就可能因缺少福利环节的缓冲而直接引爆社会危机乃至导致社会动荡。与福利国家相比,低福利的我国民众更缺乏安全感,这也是制约我国公众消费、内需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通过加大福利投入,尽快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健全社会福利制度,解决民众的后顾之忧,提高民众抗风险的经济基础,才能从根本上拉动内需,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当然,推进福利制度建设、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要把握合理的尺度。随着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推进,相关的福利支出也会越来越大,政府加大社会福利支出需要把握合理的尺度,福利支出的增长要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要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实现福利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否则就会加大政府的支出压力。虽然政府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主导力量,但如果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完全由政府负担,势必加重政府支出的压力。欧债危机的一个主要教训就是政府为维持高福利支出而背负巨大的财政包袱。因此,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应充分动员社会各方的参与,除了政府以外,要充分借助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构建相互结合的多重保障体系。在这个多重保障体系中,由政府负责最基本的保障,由市场和社会各方负责商业保障和补充保障。
一、欧州债务危机的爆发
2009年12月,国际金融评级机构下调了希腊的主权评级,欧洲债务危机开始显现。由于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希腊的债务危机仅仅是希腊国内的经济出现的一些波折,更认为希腊的经济规模较小,其债务危机的影响不会进一步扩大,因而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与重视,更没有及时采取救助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11年1月11日,穆迪公司警告葡萄牙,假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其国内的赤字,将调降该国的国债信用评级。至此,希腊已非危机主角,整个欧洲都开始受到债务危机的影响,即使像比利时这样的外界认为经济较为稳定的国家,以及欧元区内经济实力较强的西班牙,都被发出预警,称其在未来三年中的赤字将会居高难下。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德国等欧元区的经济龙头强国也开始受到危机的影响。这时,在国际外汇市场,欧元汇率大幅下跌。随着投资人对经济前景的信心降低,欧洲股市遭受重挫,整个欧元区跌入了成立以来的冰点。对于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于2010年5月10日凌晨,达成了建立一个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的共识,以构建新的欧元区金融市场稳定机制,避免危机更进一步的蔓延。但是这些努力与救助收效甚微,2010年9月20日,标普公司下调意大利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为负面。意大利高筑的债台令市场感到担忧,该国负债达1.9万亿欧元(合2.6万亿美元),相当于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120%。这使得意大利想要再融资变得十分困难,其抗金融风险的能力极为脆弱。高盛(GoldmanSachs)表示,在2012年结束之前,意大利有将近3800亿美元的债务需要进行展期。至此,欧债危机全面爆发。
二、欧债危机形成的原因
(一)欧债危机的发生与欧元区形成的历史和制度设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历史上,欧洲经济版图内,西欧的发展水平要远远高于东欧各国。在欧盟扩容之初,其设想是期望把东欧作为新兴经济体而让其发挥作用:一方面为西欧的产品提供市场,另一方面向西欧提供丰富的廉价的劳动力。但事实上,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普遍选择的是加速提高国家的福利社会建设,对盟内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制度方面,在2002年欧元代替了12个欧盟国家的货币,并作为唯一货币通行进而形成欧元区后,其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制度设定,也为这次欧债危机留下了隐患。欧元区虽然有统一的央行和一体的货币政策,却没有制定与之相适应的一体的财政政策。这种制度的框架,让众多的成员国遇到外部冲击时(如金融海啸),很难灵活的根据本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特点,及时采取相应的、能够对危机有应急作用的货币政策。例如,当希腊遭遇债务危机时,不仅不能通过贬值货币来刺激出口贸易振兴经济,在国内也不能增发货币以此来减少政府的债务。加之欧元区各成员国多年来对《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关于政府财政的约束性条款,几乎置若罔闻,等闲视之,致使欧元区各国政府债台高筑,积重难返。欧元区经济制度的设定,已经非常不利于欧元区内各国采用灵活的政策办法与措施,来调控指导经济的发展,而欧元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具体制订和实施更加剧了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从货币政策来说,由于统一的欧洲央行(ECB),受到原先德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影响———以维持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这便导致了货币政策的僵化,特别是在面对经济危机时,ECB对利率的反应速度和调整力度远远不及美国(图1反映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和美国的利率调整情况),甚至对比欧盟内的瑞士、挪威、英国、瑞典,注入流动性也显得相对不足(图2)。从财政方面来说,其财政困难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货币联盟的制度安排,意味着ECB不可能允许以通货膨胀的方式缓解各国的财政压力;其次,因为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愈不发达国家愈难以通过经济发展来不断降低债务占GDP比例,即“分母策略”的不可行;第三,欧元区国家的公共债务比率越高,主权信用评级越低,其借债的利息成本越高,这就更加提高了债务偿还和展期的难度。这些历史和制度方面的因素形成了欧债危机爆发的前提。
(二)近年来欧元逐渐大幅升值,成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诱因
1999年欧元作为通行于世界的货币开始了流通的历程。其兑美元的比价先从1.01贬值到0.85的低点,之后一路升值到2008年7月的1.58,其间累计升值达86%,与欧元诞生之日相比已升值了50%还多。欧元币值大幅提升的直接后果,就是欧元区各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受到投资人非理性的追捧,这就造成欧元区各国政府相应的举债成本十分低廉。像高盛等投行为了自身的利益,还帮助希腊政府做假账,粉饰掩盖其真实的财政状况,为希腊政府举债铺就便利通道。这就更加促使欧元区各国政府不负责任的滥性举债。而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资本市场对欧洲经济前景很不看好,再加上欧元又大幅贬值。其兑美元的比价一度下跌至2010年6月份的1.20附近,为近四年来的最低点(见图3)。这就直接导致了这些举债过度的国家难以持续借债以延缓危机。
(三)欧洲银行业超越自身能力进行信贷扩张,从而大大增加了经营风险
欧洲银行业信贷扩张最明显的指标是欧洲银行业的杠杆乘数(即总资产与核心资本之比)甚至超过受次贷冲击的美国银行(见图4)。尽管欧盟在2011年7月23日公布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在91家受测的欧洲银行中,只有7家未能达标。但由于欧盟在此次测试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未将至关重要的GIIPS国家主权债务违约的风险列入测试内容,而其最低核心资本率(tier-1capitalratio)的设定也远远低于全球银行同行的水平,因而不能消除市场对欧债危机向欧洲银行业蔓延的担忧。
(四)近年来欧洲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使得欧元区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逐渐丧失了竞争活力
欧元区各国政府实行超越本国经济实力的福利制度,极大地抑制了欧元区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并导致欧元区国家长期的结构性的经济发展的低增长与高失业。事实上,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前,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就远低于美国,而失业率指标远高于美国。这就像一个人借了大量的债务,但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偿还债务,这是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
三、欧州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
首先,欧债危机直接地影响了欧洲经济的发展。由于欧债危机直接涉及到欧元区的金融行业:一方面,欧元区银行大都持有政府债券,而其持有的其它债券也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担保,因而主权信用降级损害了市场对欧洲银行的信心。而且,一些国家的借款成本因财政困难而攀升。由于担心交易对手的信用情况,欧洲银行间市场风险上升。这两项因素都抬高了欧洲银行业在资本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欧洲银行业的困境,又加深了市场对欧元区国家主权信用的疑虑,因为欧元区内的一些政府原本已经承受着巨额赤字,而且难以控制公共债务的膨胀,但需要其救助的银行却越来越多。这个恶性循环很难自我终止,即使是欧洲的大型商业银行,其信用资产的CDS报价目前也居于高位。这就导致了欧洲金融行业面临着比较高的系统风险,而且一旦金融行业风险加剧,购买了大量欧元区国债的美国金融行业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这有可能会再次形成全球的金融危机,从而导致全球经济的二次探底。欧州的债务危机不仅威胁到了欧洲的金融行业,而且已经蔓延到了实体经济,并对实体经济造成了损害。由于债务危机直接导致欧元区政府所发行的债券收益率攀升,使得政府的融资成本大幅上升。而企业债券和CDS价格的制定,通常把国债收益率作为无风险(risk-free)的标准收益率参考。所以欧元区各国国债收益率飙升的直接后果,就是其国内企业在债券市场的融资成本提高。欧元区各国主权债务的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到市场,给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使得这些国家的企业信用评级也大幅下调,致使其融资成本极大的提高,进而推高其产品价格,降低在世界市场竞争力,使其实体经济受到极大的戕害。处于欧债危机中的各国政府财政恶化,迫使其融资需求大幅提高,极有可能在资本市场对非政府掌控部门产生“挤出效应”,间接地抑制民间投资,阻滞了经济增长的步伐。
第二,欧债危机的爆发给美国经济的复苏造成了负面的影响。2011年以来,欧元对美元已累计贬值15%以上,这种情形已经抑制了美国对欧洲的出口。美国自身的经济复苏正处于步履维艰的阶段,现在又受到欧洲债务危机、欧洲经济复苏进程放缓的拖累,其对欧洲的贸易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打击,贸易额持续走低。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必然导致美国经济复苏的进程大为放缓。不仅如此,欧债危机还给涉入其中的美国银行带来巨大的违约风险,大大降低了其资产质量。一些美国的大型投资银行,深陷欧债危机的漩涡之中,面临严峻的考验。如摩根大通在GIIPS五国的风险敞口为363亿美元,约为其核心资本的28%。而摩根士丹利在五国的风险敞口为324亿美元,占其核心资本的比重高达69%。这不仅引发了市场对这些银行的资本结构的担忧,更引起了人们对美国的银行业可能会出现多米诺骨牌式的垮塌效应的联想。事实上,自2011年四月以来,随着欧债危机的发展与蔓延,以上两家公司的股价,在一个季度内下跌了近20%。受其拖累,同期的道琼斯指数也出现宽幅波动,并结束了近一年来的上涨行情,在一个季度内下跌了10%以上。这预示着欧债危机确实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经济。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这样认为:虽然欧洲债务危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未全部展现,但是由此引起的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恐慌与忧虑,势必给投资人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并将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第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低估。欧债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有着消极与负面的影响,从短期来看,无论是通过金融渠道还是贸易渠道,欧债危机会给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复苏带来阻碍。因为欧债危机仍在持续与发展,如果危机进一步传导,那么法、德等欧洲核心国家的主权债务就会引发深层次的危机,其债务风险的敞口可能会成倍的放大。假如政府债务违约,将可能出现银行以及其它债权人因遭受损失进而连环套似地违约,甚至破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将恶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增加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困难。从中长期看,由于欧盟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原因,欧元区的复苏会相当缓慢,甚至出现反复。这就要求我国在储备货币多元化方面必须进行适度的调整并采取新的应对措施。对外贸易方面,由于欧元的持续走弱,欧洲各国对外需求下降的情况在短期内不可扭转,过度倚重对欧出口将会给我国经济的长期走势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中国应努力拓展国际市场,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以分散市场风险,优化对外贸易结构。
总之,欧债危机的爆发给世界经济蒙上阴影,同时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我们要认真分析研究欧债危机发生发展的趋势,并努力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以便采取较为正确的政策与措施消除其负面的影响,使中国经济在健康顺畅的轨道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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